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

醒人的尊严、喜悦，去在悲悯人类的荒谬存在中用爱心包裹世界，世界的灿烂、澄明又怎么不会降临？精神本身的得到拯救又怎么不会成为可能？ 
由此，思入信仰之维、爱之维， 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就是最后的希望。“信仰”与“爱”，就是我们真正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受难的所在，生命之树因此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怎样比王国维、鲁迅走得更远？”在新千年的美学追问中，生命美学也因此而终于有了自己的答案。 

生命的悲悯：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德国美学家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当然是因为奥斯维辛本身就是“野蛮的”！试想，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能够较之德国法西斯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更为黑暗、更为血腥同时又更为令人震撼呢？难怪阿多诺会如此激愤地予以痛斥：“奥斯维辛集中营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有人打算用‘粪堆’和‘猪圈’之类的话来使儿童记住使他震惊的事情，这种人也许比黑格尔更接近绝对知识”； “人们禁不住怀疑它强加于人们的生活是否变成了某种使人们发抖的东西，变成了鬼怪，变成了幽灵世界的一部分，而这幽灵世界又是人们觉醒的意识觉得不存在的。” 然而，更加“野蛮的”却是“诗”（审美），作为人类灵魂的太阳、自由的呼吸，置身奥斯维辛之中的时候，却有太多的诗人跪下去说：我忏悔，有太少的诗人站起来说：我控诉；从奥斯维辛挣脱而出的时候，又有太多（原来跪着）的诗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诗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且，更加发人深省的是，人类之“诗”（审美）及其诗人为什么事先竟然对于这样惨烈的人间悲剧从未察觉？或者，是否根本就无法察觉？显然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的原因，阿多诺才会再次如此激愤地痛斥云：在罪恶面前，“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但是“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确实，对于杀戮、兽行……竟然保持了一种“不自觉的无动于衷”，这种“软弱的审美生活”还不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吗？更有甚者，人类之“诗”（审美）及其诗人竟从一开始就“保持一种旁观者的距离并超然于事物”， 也“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种音乐伴奏的性质，党卫队喜欢用这种音乐伴奏来压倒它的受害者的惨叫声。” 无疑，这应该就是人类之“诗”（审美）及其诗人的罪责的见证了！在此意义上，以旁观的姿态面对人类的苦难的人类之“诗”（审美）及其诗人实在是虚伪的，因此也实在是野蛮的。 
       这样，无论是自恕、自欺、自慰……都已经无法继续“诗”的谎言。 “在奥斯维辛之后你是否能够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地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他的继续生活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本主义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维辛。” 这，就是阿多诺所作出的绝望的判词。“冷漠”，不正是奥斯维辛之为奥斯维辛？因此，“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一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所结束的是一个时代。 
        从上个世纪之交开始涌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里尔克的诗歌中、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斯宾格勒的历史学中……的先知般的悲剧预言，借此终于山呼海啸地迸发而出。千百年来为人类所深信不疑的人性神话、审美神话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学神话通通因此灰飞烟灭。即便是再麻木不仁的人，对于它所带来的历史命运、文化意义与美学天命，也已经无法安之若素、若无其事。因为，它意味着千年以来作为万物灵长的传统人性的结束、千年以来作为  的传统审美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千年以来作为思想王国的最后贵族的传统美学的结束。 
       人之为人，曾经是个美丽的神话。自亚当、夏娃伊始，人类最先发现的本来是自己的与上帝竟然完全不同的“羞处”，自己的邪恶、丑陋、龌龊，自己的必死、软弱、无能，但是却加以百般掩饰。例如，思考对于人类来说往往只会令上帝发笑，但是人类却用“真理”把自己推进甜蜜家园；世界本来置身荒谬之中，但是人类却以“理想”把自己送入甜蜜梦乡；生命的归宿必然就是死亡，但是人类却以“不朽”为自己建起永恒的纪念碑；前途事实上根本就无法预知，但是人们却以“进步”为诱饵并幻想光明在前。理性主义的魔法，更是使人类得以将渴望超越自己的邪恶、丑陋、龌龊与自己的必死、软弱、无能的愿望投射到抽象、普遍、绝对、必然的、确定、本质之上，从而为自己建起一个虚幻的形象。个别、具体、相对、偶然、不确定、现象，诸如此类人类生命中惟一的真实被不屑一顾， 个体、自我，这人类生命的唯一载体更被碾成粉末。“宇宙的中心”，“万物的灵长”，“理性的动物”，“社会的动物”，“万物的尺度”…… 这就是人类的定义；万能、高贵、高尚、纯洁、美好、神圣、平静、幸福、永恒、不朽、无限，这则是人类的形象。西塞罗说：只要我们想象神，眼前就出现了人的形象。反过来无疑更为明确：只要我们想象人，眼前就出现了神的形象。人形的神，这无疑就是人类为自己臆造的一切。从此，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虚幻的美好世界中。真实的生命存在是虚假的，外在的理性本质才是真实的。个体的一切是渺小的，人类的“类本质”才是神圣的。罪恶只属于肉体，灵魂却终将得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则一片光明。撒旦是人类的异数，地狱是恶魔的归宿，天堂是未来的必然，进步是历史的宿命。而且，人无往不胜；人无所不知；人无所不能。在此基础上，人类甚至盲目地形成了某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某种“一切问题都是可以由人解决”的“力量假设”。人类的“类”意识的觉醒、本质力量的觉醒也随之出现。也因此，人有本质，宇宙有实体，人类有归宿，理性万能、至善和完美，就成为在思考人之为人之时的逻辑起点。由此不难看出，人类对于自己的种种描述实际上只是人类在走出伊甸园之后的心理自慰，只是人类在婴儿摇篮中用于自我欣赏、自我怜悯的催眠曲，也只是掩饰人性黑暗与自我困惑的乌托邦、海市蜃楼与甜蜜的梦。遗憾的而是，身在庐山之中的人类却陶然忘机，不但将错就错，而且甚至对此始终懵然不知。 
        审美之为审美，更曾经是个美丽的神话。既然理性活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审美活动也就只能作为理性活动的附庸，作为一种形象思维、形象阐释的活动。也因此，所谓审美活动不但因为自身已经被理性法庭审判过了，被无罪开释的审美活动本身自然已并非真实的审美活动，而且它在理性主义的地基上面对的也实际已是一个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结果，它或者在理性的指导下形象地解释生活，或者闭上双眼一味地玩味生活，或者苦心积虑地想方设法去美化生活，游戏、趣味、把玩、自适、自失、净化、距离、无功利，就是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一切。 
        然而，究其实质，它又难免存在着某种虚假甚至是虚伪——一种骨子里的虚伪，一种以屈从于理性的方式来逃避现实的虚伪。不但损毁着审美的本真，遮蔽着生命的显现，而且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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