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从上到下地完全整合一遍，一个研究者可以通过关联性、系统性和过程观点来对一部分农业问题进行研究，将这些问题理论化，并取得成果。就方法而言，著名的美国奴隶史学家，欧根·杰诺威斯曾说过一段非常中肯的话：
“没有什么事情会因其太小而不值得关注,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总是因为能顾及整体（即便是不清晰地或不直接地）而将小事情写得出色；而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则因分不清整体与部分的联系，总是将部分视为孤立的部分。”[4]
我们的任务可能更为复杂些。我非常欣赏“商品链”方法和“链”这一比喻所产生的思想价值。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我也一直考虑着其他更接近我想法的各种比喻。历史是非线形的，农业亦非平面几何，人类的行为则更为复杂。与其用“链”来连接农业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我宁愿采用一种更错综、精致的比喻，一种能够引起三度空间联想的形象，或者一种能够通过语言就能让人联想起的“网”，像物理学的概念“场”一样。无论是用“网”还是“场”，关键在于，这一比喻应能使我们摆脱由各种“链”的比喻在我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僵硬和束缚的形象。
三、为何要从农业史转换到食物体系史
这种方法的转换结果会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农业史转变到食物体系史、而不是为农业史本身加入更多的组成部分以使其范围扩大？这二者间存在区别吗？
可以认为，这二者在领域范围上的区别并不大，但它们的本质差别却是巨大的，虽然看上去似乎毫不起眼。一般而言，农业史学家通常关注的是农民在田里干着什么；工业化史学家研究各种制造业；商业史学家和市场专家则以财务金融、运输条件、批发零售为考察对象。这些学者之间很少有对话和互动，更不必说合作研究了。40多年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约翰·戴维斯和雷·高登博格曾创造了一个术语：“农商”，用以表达农业领域和商业领域之间高度互为依存的关系。两人认为，农商间的“互依关系”是由大量的技术、组织、
制度方面的变化所导致的。在过去150年里，这些变化把农业的意义变得非常狭窄，把许多过去属于农业的部门改变到了非农业的部门。对于戴维斯和高登博格来说，“农商”指“包括农业用具的供给，农业生产的运作，农业产品的贮藏、加工和配发，以及农产品的衍生产品生产所有过程的整体”[5]。换言之，戴维斯和高登博格的“农商”与我所提出的“食物体系”相似。
由于受到投入产出分析法——诺贝尔奖得主威斯利·里昂剔夫所创立并用来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的深刻影响，戴维斯和高登博格希望不仅抓住食物生产序列的复杂性以及其中各式各样的功能、运作、和构成要素，并且还希望理解现代农业中城市和乡村、工厂和田野之间的紧密的内在关系[6]。尽管他们俩所关注的主要是“现代”，即“食物和纤维的贮藏、加工、销售的职能已大规模地转移至非农业领域”的时代，但我相信他们的中心思路之一，即把“农场行为”分解为“农业”和“非农业”的部分，是极为有用的——无论这些行为的开展是在田间还是非田间，也无论我们是在审视500年前的农业部门还是今天的“农商”活动[7]。
虽然戴维斯和高登博格的概念有用，但他们的概念从未能引起公众或学者的注意，至少没有达到两位作者所期望的程度。实际上，直到最近，“农商”的概念并未能名如其实地把农业和商业联接起来，而是变成了美国和其他地方大型商业化农场运作的代名词。导致“农商”概念失落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农商”通常被认为有负面的内涵，并且还在于，农业史和现代农业需要有一套充满生气的、整体性的方法来研究食物和纤维的生产流动过程——目前的“农商”概念则妨碍着这种方法的形成。
我以上的全部阐述旨在于指出“食物体系”方法的可行性。以下我将讨论食物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以证明这一方法的一些优点。我所要讨论的部分是“季后行为”。如果我们想真正地理解现代农业，那么收获季节之后的行为是怎样地运作、以及为什么会如此地运作是一个必须要研究的课题。我将指出：被忽视、甚至被完全无视的食物贮藏、加工、运输、保鲜、金融、和销售等方面的各种发明，比农业史学家们传统地关注的农作物和
畜牧业的各种发明可能更具有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8]。
例如，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上严肃的农业学者一直忙于整理生产指数诸如种子和产量比、每英亩或公顷和产量比、人均劳动力和产量比等，以显示农业的历史变化。在从事这些项目过程中，学者们经常通过对不完整资料的内插和外推来艰苦和精巧地重建数据。这些方面最出色的工作之一是由荷兰著名的农业史学家斯里谢·冯·巴斯所完成。巴斯对公元500年至1850年的欧洲农业按每个世纪进行了估算，完成了整整1350年的数据[9]。至于其他地区的农业史，学者们也做出了类似的研究。对此，所有从事农业史研究的学者都应该向他们深怀敬意。但这些研究所形成的指数（例如每英亩的单产）常常会导致错误的解释：在没有关于劳力和资本投入的详细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认单产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长时段的产量以及产量变动数据系列中无可否认地包含着重大的缺陷区，以致于任何对农业的深度和仔细的分析都非常困难。但我对这些研究的不满意处并非在于这些数据所展示的耕作实践、农业技术、土地阶级的结构等，而是在于这些学者的研究取向。他们只研究数据，而以牺牲其他所有的方面为代价。这一取向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假定食物生产的变化要比食物体系其他部分的变化更为重要，而这只是一个未经证实或未加检验的假定。当然，这一假定的正确与否还有待于我们对农业的耕播前和收获后的行为做一番更为深入的考察。
四、研究季后行为的意义及内涵
我在前面提到，我将通过“季后行为”来展示我关于“食物体系”的主要观点。不过我还想指出，我们也同时需要大量关于耕前各种行为的研究著作。虽然我们已对农业各个部门中在各个时段上的投入类型有不少的了解，但我们对这些投入是如何获取和利用的具体方式和具体条件却知之甚少，更不用谈这些投入的经济成本和作用了。无论是有关土地整理、耕作机器、肥料使用、土地契约、还是信贷安排，假如我们能够从计量角度搜集到足够的数据、从
质量角度搜集到足够的资料，按它们在农业领域里的各自作用的重要性建立起一套序列，那么这将对理解“耕前行为”的重要性非常有益。让我仅以土地整理为例对此进行证明。在美国，从殖民早期到19世纪中期的内战，土地整理一直是国内资本形成的最大或第二大的组成部分。整理后的土地作为贮存资本的一部分而存在，它一旦与其他资源相结合，可以促进经济实惠的农产品的流通，或被出售而形成其他经济部门运作的资金[10]。对这一点有所认识的美国历史家、甚至农业史学家可谓少之又少，而且，并非只是美国历史学家不懂这种社会经济史实。
让我从农作物的贮藏开始回转到本文所关注的“季后活动”上来。农业发展领域的参与者和农民们自己早就理解贮藏对每年度利润的重要性。事实上，收获后的农产品在所谓“粮仓耗损”中所损失的份额通常是极其巨大。以稻米来说，按现代最著名的损耗专家之一基·格瑞斯特估算：在亚洲的稻米生产国里，甚至在20世纪下半期，多达50%的收获后的稻米在粮仓中损耗了——被老鼠和昆虫吃掉、被寄生虫霉烂，被库房的潮湿所腐烂、变坏[11]。学者们迄今为止所全部关注的是农作物的产量，但鉴于粮仓损耗的程度，我认为至少一半的关注应该被放在贮藏上。但不幸的是，从来没人关注过贮藏。无论是出自什么样的原因，学者们事实上大体回避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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