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宋朝时期，大科学家沈括就在其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记载了石油的发现与应用，并准确的预见到“此物必将大兴于世”。这是世界上关于石油的最早文字记载。近代以来，石油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素有“工业血液”之称。
在解放前，中国历来被西方地质学者判断是传统的陆相国家，不可能拥有大的石油储量。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李四光等著名地质学家的科学指引下，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广大石油战线职工先后开发建设了大庆、中原、胜利等大型油田，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牢固的资源基础.
但是，中国的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于石油的进口，也从来没有对油价的变动如此的敏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是韩国这样的新兴现代化国家都纷纷将其本国的生产线向中国转移，造成中国国内需求高涨，大大增加了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随后将运用现代金融基本原理，为化解能源风险，破解我国的石油困局而提出一个崭新的政策思路。
能源风险加大、石油困局迫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传统大型油田相继进入稳产、减产期，我国石油的供求缺口逐步拉大。从1993年起，我国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4年全年累计进口石油1.2272亿吨。在2005年前4个月，中国已有超过43%的石油消费来自进口。目前中国耗用全球12％的能源，每天平均进口石油250万桶，仅次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预计到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将达4.5亿吨，届时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有可能达到60％，接近美国目前66.2％的水平。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加快，原油需求量放大；可是另一方面，我国却没有参与国际石油贸易的定价机制，难以转嫁油价上涨带来的额外成本，因此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前10大经济体中受石油价格波动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对进口石油依赖度接近50％，而其中90％以上又依赖国外油轮运输，石油供应的安全性令人忧虑。而目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样的大型国有石油公司，均没有自己控制的油轮船队，自主兴建大型油轮船队已属当务之急。发展自己的远洋运输船队，一方面可以节约运输成本，降低油价，另一方面亦变相增加了我国的石油
储备，因此应加快建船速度，希望到2020年能有50％进口石油由中国船队自己负责运输，2010年承运能力达7500万吨以上，2020年1.3亿万吨以上。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经济与日本比较仍相距25年，中国要达到2004年日本人均GDP的水平还需30多年.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4年，中国人均GDP上升370％（年率6.1％），1950年至1973年日本人均GDP上升460％（年率8.2％），1962至1990年韩国人均GDP上升680％（平均达12.1％），按照亚洲邻国标准衡量，中国过去25年GDP增长率并不算十分惊人。
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一如1950年的日本及1962年韩国，具备经济快速增长的所有要素，例如廉价
劳动力，大量人员从
农业走向制造业，人人工作努力，但中国增长率仍不及50年代日本及60年代韩国，究其原因，是来自于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太高，超过GDP40％（日本是32％，韩国是30％）。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中期，而日本是快速增长的末期。未来25年中国是有条件赶上日本的。
但中国每天只能生产350万桶石油，未来1000万桶石油需求必须依赖进口，油从何来？今天发现一口油井的投资成本已是25年前的3倍，未来全球各国将为石油等能源日渐枯竭而付出沉重代价，上述情况在未来25年将不断严重，除非发现新能源。今天美国人一天消耗2100万桶石油（全球一天产油只有8400万桶）；反之，中国一天只消耗640万桶，即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消耗0.7桶油，中国人却只消耗0.05桶油，美国人消耗量是中国人的14倍。未来15年中国人均耗油量上升1倍，即每天消耗0.1桶油亦非常可观。
能源供应可能有一天会成为问题，但似乎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今天的问题，不是资源不足，而是如何将资源从拥有者手中转移到使用者手中。这个过程涉及勘探、运输，涉及市场、价格，涉及投机和国际政治。上个世纪80年代长期低迷的石油价格压垮了前苏联经济。持续高企的油价也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可以说，石油困局正在向我们迫近。 [NextPage]
开发“金融油田”、破解石油困局
那么，如何破解中国面临的“石油困局”呢？笔者以为，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必须要有新思路。在经济发展造成能源需求刚性的情形下，我们可以通过现代金融手段来防范和化解因为石油供应和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带给中国经济前景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开发“金融油田”，来分散石油价格风险，分担石油供应风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这一核心地位的核心功能，就在于金融
制度既能够帮助人们将可以化解的特殊风险分散，也可以帮助人们将难以防范的系统风险分担。具体到中国所面临的石油问题，石油价格的变动可能会根据不同的石油供应渠道有所不同，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并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因此价格风险可以分散，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是非系统性的风险。而石油供应问题，则受政治、经济、外交、民族、
宗教、军事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难以由一般的分散化来解决，因此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讲，可以看作是系统性风险。上述两种风险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思路也不一样，但通过运用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现代金融工具，都可以得到分散和化解。
首先，通过要通过大力推广、发展石油期货、期权，来分散国际石油价格风险，使中国成为国际石油定价中心之一。期货是一种标准化的远期合约，交易双方通过交易所来确定未来交割的标的、时间、数量和价格。这种交易工具的采用，使价格风险得以锁定。未来现货价格上涨，卖方损失有限，买方获益；未来现货价格下降，买方损失有限，卖方获益。价格风险在交易双方分散。而期权更进一步，当价格于己不利时，期权的买家甚至可以放弃交易，仅付出少量的期权费用便可以规避价格风险。
这两种金融工具都是规避石油价格风险的有力武器，在西方国家起步较早，研究深入，应用广泛，获利巨大。而我国仅于近期才刚刚推出燃油期货，尚未推出石油期权，起步较晚，研究肤浅，应用有限，喜忧参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企业刚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常常由于治理机制的缺陷造成应用金融工具过程中的重大损失。如近期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航油公司由于违规参与石油期货的投机交易，造成5.5亿美金的巨额亏损，这个教训十分沉痛，值得认真研究汲取。但并不能因此否认石油期货、期权的重大价值。我们甚至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中航油公司的巨额亏损也是交易对手的巨额盈利。不是金融工具的问题，而是中航油公司判断失误，而且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形同虚设，未能及时止损，才酿此结果。只要中国公司以此为鉴，加强研究，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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