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人才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层次，对市场经济
制度、观念和意识有着切身体验，掌握着较先进知识和技能，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优质人才资源。在中国各地，纷纷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海外人才。发达地区吸引海外人才，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欠发达地区则有所逊色。欠发达地区才能如何吸引海外人才，引起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拾阶而行，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的发展，最终会提升高新技术层次。要提升高新技术层次，必须考虑现行技术平台水平，有相应的技术装备水平的产业才有可能承接适应的高新技术。否则，将事倍功半，加大产业风险，在市场经济中落败。
许多海外人才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层次，如果没有适当的操作平台，就不可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北京有三大优势吸引海外人才创业：一是北京有一流的国内和国际政、商界人物，容易找到中外结合点。二是北京作为东方
文化的代表，能提供精神上的享受。三是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达，海归人员在北京发展创新性中小企业有很大发展空间。
在美国，华裔
科技人才是极其重要的科技中坚力量。我们假设，如果这些华裔科技人才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之下，全部回到中国，从事自己的专业科研活动，中国能提供给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适当优越的环境吗？答案是显然的。由“阿伦悖论”出发，不可能从个人的偏好顺序来推导出社会的偏好顺序。即实际上不存在没个人（集团）都认为的、统一的社会价值判断。由于中美之间的高科技运作平台及高新技术承接工业化技术平台存在着较巨大的差距，如果华裔科技人才全回来，就会使他们的宝贵的科学创新能力窒息。
从我们几十年的科技开发
管理体制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来看，现在应采取一些特别的、创新的思路进行改革。博弈理论指出：在某种行为中，常有相互影响的两方或各方参加，而各方的行为都具有不确定性，各方均希望得到最大利益。在吸引海外人才时，我们应采取合作博弈方式，使参与合作博弈的各方均能从合作行为中获取利益，这就需要各方都能拥有充分的信息和交流。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出现，将在市场交易发生的前后，可能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缺乏效率。
高新技术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规划高新技术的研发，必须使科技体制、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等的竞争力完全可以满足现阶段科研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虽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已经切入到世界科研的最前沿，但是，科技平台以及高新技术承接工业化技术平台较低的现实，表现结果为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低下，对于高新科技承接力不强，致使许多研究成果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因此，我们在吸引海外人才时，必须考虑本土实际情况，注意高新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立足现实，规划将来，注重可持续发展。
我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在吸引海外人才时应作出最优市场选择。凡是能切入至前沿的领域，可以由强制性大的
政府配置拓展空间，其他配置应优先合作，全面配置好各种资源，创造条件，促其成功。这样有利于拓展高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空间，带动高新技术层次的提升。但是，切忌赶鸭子上架，据一个课题组的调查：72.5%的被调查者担心“没有自己施展才华的空间”，一味地提“跨跃式”促进高新科技发展，用大量的“眼球”式优惠来吸引海外人才，而忽视高新技术水平和高新技术承接工业化技术平台及其他资源的不平衡性。
从阶段性来看，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的发展程度。在相应阶段，一次博弈完成，就可以暂时达到“纳什均衡”。一旦出现经济发展由量的积累，发展到层面的提升，就需要采取相适应的行为，制定与此相一致的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这就出现了一次新的博弈。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应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时，必须引入动态管理行为，密切注意阶段性变化，用改变自己政策的行为，优化政府配置，从而诱导市场配置及其他配置。
地方政府必须引导经济发展，研究各种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发展的配置，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层次性培育和开发，在政策上及环境建设上提供政府支持。可以在政府配置的诱导下，通过完全市场竞争机制，有重点的动态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拓展人才施展才华的技术空间,吸引海外才。武汉海外学子创业园在园区建设、制订创业政策、完善创业
服务体系等方面卓有成效，园区硬、软件建设水平迅速提高，逐步形成了良好的留学生创业氛围就是实证。人才济济，百业兴旺，才可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强劲增长。
思考之二：必须坚持市场导向
海外人才的成长环境与本土人才的成长环境不同，他们多接触过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前沿知识和高新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因此，在本土上进行的市场竞争，实质上是一种除了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种较为全面的市场竞争。
在我国，市场经济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正走向成熟和发达。但不可否认，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还很不够，在吸引海外人才运作中，总是听到某些领导甚至是高科技人才抱怨海外人才“骄、娇”二气十足。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市场游戏规则是对计划经济的最大背叛。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体现着政府供给的垄断性。政府供给使得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利益冲突性、社会合作性，由于政府的独占行政执法权力资源而显现出来。“官本位”思潮泛滥成灾，长官意志成为行为指南，如若有违背，就会被指为某种“叛逆”，轻则给予
组织歧视，重则给予组织处理。这样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寸步难行的，人才如同资金一样，只会跟着市场走。2002年12月的一次网上对642名海外回归人才的问卷调查反映：642人超过40%的人选择北京，选择上海的也有26.31%，选择深圳的为7.48%，选择广州的为3.12%，选择西部的为2.65%。传统意义上的三大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热点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北京是广州、深圳地区的4倍，上海也为这二地的2.4倍；西部地区的吸引力在加大，现与广州接近。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付出了巨大的“学费”，总算让大家对市场经济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但是，在现实中，仍然是政府、市场分不很清楚，企业有困难不是找市场，仍然是找“父母官”，政府成了万能的主。因而寻租行为应运而生，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的管制行为给某些利益集团带来的“制度租金”，这种所得到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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