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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6-2-25 12:07:00

收入分配对启动消费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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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对启动消费的制约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刺激内需启动经济的措施并未明显奏效,其原因在于这些政策的实施面临若干制度因素的约束,其中最根本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本文分析了若干收入分配因素对启动消费的制约作用。由于收入分配的市场化程度不高,非市场因素对收入分配秩序的干扰,由于收入分配原则的实施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由于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过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能有效抑制。这些因素,直接导致社会总有效需求的不足,并恶化消费者的收入预期,从而导致消费的持续低迷。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启动消费

    自92年经济增长达到历史高点以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93年至98年,GDP增长率呈现递减,分别为13.5%、12.6%、10.5%、9.6%、8.8%、7.8%。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启动内需,尤其是启动消费需求成为目前不可回避的选择。近年来,政府在启动消费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如发展汽车、住房消费信贷,降低存贷款利率,以及近来的开征利息税,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就目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想的效果,消费市场依然疲软,物价持续下降。98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6.8%,低于7.8%的GDP增长率。99年的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4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5.7%,低于9.1%的工业增长速度,物价下降进一步加速,4月份零售物价下降3.5%,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5.4%。同消费不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的储蓄热情在持续降息的打击下丝毫不减,在98年增长17.2%的基础上,今年1—4月又同比增长56.6%,居民储蓄余额已超过6万亿。①在讨论刺激消费问题时,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庞大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似乎这是一列强劲的但尚未启动的列车,只要它一旦发动,内需就会扩张,国民经济的车轮就会滚滚向前。但实际上,居民现期消费的增长面临着诸多制度约束,从而,使上述刺激内需政策的效应大打折扣。
    消费是收入的实现。在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诸多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收入分配因素。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不小进步,“大锅饭”初步被打破,效率原则逐步得到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转型期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我国目前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仍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影响人们对改革前景的信心,从而制约着居民消费的增长。
    第一,在对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强调效率而忽略了公平原则。个人收入分配中强调效率优先,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效率优先,也就意味着依据要素提供者提供的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但事实上,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分配问题的解决,分配制度的确立,不仅要保证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同样是一个社会分配制度的追求目标之一,它关系着社会成员是否会对社会产生认同感和凝聚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改革以来,在对传统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分配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结果,在过分强调效率的同时,忽略了公平原则。由于社会成员进入市场,作为要素提供者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是不同的(这意味着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并不平均,同时也意味着改革伊始的市场并不具备充分的市场性),从而导致按效率原则分配产生了不公平的结果。进一步说,在个人收入分配中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其实现应当是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各有侧重。在初次分配、市场分配领域,应强调效率;而在再分配、非市场分配领域则应强调公平。我国目前在收入分配上,尚未实现上述两种收入分配机制的有效搭配组合。一方面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干预过多,另一方面在再分配领域却对有些方面弃而不管或管而不严。前者如对企业工资和劳动制度的直接管制,后者如对事业单位实行“创收自救”。其结果导致分配制度的混乱和收入分配不公程度的提高。
    第二,市场体制尚不健全,非市场分配仍广泛存在。根据要素提供者提供的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是市场分配的基本原则。但在长期的转轨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充当重要角色,计划在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上仍发挥重要作用,再加上对权力的非正当应用缺乏有效制约,为权力(要素)提供者介入市场参与分配提供了机会,由此产生了广泛的寻租活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重大改革举措,如价格双轨制、股份制的试点与推广、房地产制度改革等,在促进旧体制解体和新体制建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为寻租者提供了广泛的寻租机会。由于双轨运行的缘故,上述改革措施的出台,创造了巨大的体制内外的利益差额,从而为缺乏约束的权力介入市场参与分配提供了激励。非市场分配盛行的结果,一方面扩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打击了广大民众对改革前景的信心。这两方面,都对消费增长产生制约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直接减少社会有效需求;同时,由于寻租收入尤其是政府官员的寻租收入具有黑色收入的性质,直接转化为现期支出的比重相对较小,从而进一步减少社会有效需求。另外,由权力寻租所衍生的种种社会腐败现象,使民众对改革前景的预期趋于悲观,出于自我保障的需要,而将现期消费延迟。
    第三,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建立严重滞后,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未能有效抑制。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再分配一直是经济改革中的薄弱环节。尽管由于各项改革政策的成功实施,综合国力和居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增长。但是,由于人们介入市场的起点条件不同,特别是由于非市场因素对收入分配秩序的干扰,使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用基尼系数衡量,我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呈上升趋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收入高度不均等的国家之一。
          基尼系数变化表②
年份 城镇居民个人收入 农村居民个人收入
1978年 0.15 
1982年 0.22
1986年 0.19 0.30
1988年 0.34
1990年 0.23 0.31
1994年 0.37 0.41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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