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的始作俑者不是他们。当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整体性混乱与无序”，事实是，他们如“不参与”也就不可能富到跨入有产者行列！他们中最普遍的问题是偷税漏税和行贿，普遍到这已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但他们之所以能普遍偷税漏税和行贿，不正是暴露我们制度上的问题吗？这部分人对宪法将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之类事并不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是根据直觉来判断：改革进程到今天这个境地，想变也变不回去了！当然民间商人和民营企业家中也有忌讳、反感把家底亮相的，究其原因，多半是财富来源与有权势者有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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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转让过程中的国有
企业管理人要进行审计
国资 “内部转让”的承让人其个人股权若达到一定比例，必须接受财产审计。不错，这条约束主要是针对原国企管理层人的。但这样做有利于理顺民心、少让民众心态失衡，有利于社会稳定。
要阐述清楚这个道理，笔者在此引用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的劳动价值学说研究成果：“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一定能保证同剥削无缘，如果它被某些人转化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就能成为占有社会或别人劳动成果的条件。”“滥用权力谋取不义之财的种种罪恶行径……从本质上说无一不是无偿和非法占有国家财富和别人的劳动成果，无一不是明目张胆的剥削和掠夺。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因为这些人手中有职有权，拥有各种合法手段和资源，还往往披着冠冕堂皇的外衣，因而他们恶行的后果比起那些搞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等‘低级的’行为来就显得更为可恶，对我们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危害也就更大。”所以，对这些人，决不能把他们依托权力资源敛集来的财产再借国企转轨之名合法化。认同这种“合法”，等于认同只要掌握权力资源，就受贿合法、侵吞国有资产合法、侵占他人劳动成果合法！
进一步追溯下去，原国企经营者、领导者的权力是他们所获得的地位决定的，他们的地位又是怎样得到的呢？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邱泽奇教授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仍然处于剧烈变动中的结构，因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不是平等竞争的结果，而是制度变动所制造的各种机会的后果”。我们与西方社会在社会成员获得社会经济地位过程中的最大差别，是西方社会这个过程是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发达带来的法制健全、竞争机制起点相对公平条件下的博弈结果，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努力即内部条件起主要作用，我们这里则更多取决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动即外部条件的作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对社会地位获得的途径，在相当程度上，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获取是失去预期的，但人的本性又决定人们对获取高的社会地位的兴趣不会因此降低，那么，在失去预期、没有预期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个人行为与机会偶然性上的博弈，说白了，就是投机，而这，正是体制中的弊病之一。
如果我们在改革、改制中不是把这种旧体制中的弊病借机努力纠正相反还要把它合法化，国民又怎能相信改革是对他们有利的呢？他们怎么还可能以积极的心态分担承受改革的阵痛呢？ 改革是要化代价的。但就该是弱势群体来承受代价吗？弱势群体之所以弱，不是弱在能力，不是弱在智力，而是弱在缺乏权利资源上，我们不能否认，因为权利资源能决定生产各要素的配置和流向，从而权利资源能同样决定分配杠杆的倾斜度。
鉴于权利资源有如此重大如此无所不在的功利作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即普通职工们——如今已大部“沦落”为弱势群体的人们，在将被卖掉的国有资产彻底与他们无缘之前，有权利对曾经掌握他们劳动成果分配权的人们进行一次清查，查一查他们是否有不合法的所得。这些原国资经营者领导者如能通过个人财产审计这一关，他们将会获得真正的威信，将在职工中有更多的号召力。这样，才会更有利于企业发展，才能使新的企业所有者的资产真正成为社会的财富。
笔者提出第三约束条件的理由是：
这个约束条件等于强硬规定承让企业必须赢利，这正是为了保护职工利益对承让者的权利约束：国有资产不是那么好承让的，国有资产凝聚了全体人民几十年的贡献成果，要抱这个金娃娃，资产就只能增值不能贬值。你没有能使资产增值的“金刚钻”，就是不能抱走这个金娃娃！你如果想通过变卖国资来套现，那国家就有办法让你寸步难行！
有价值的财产，就是财富。这个世上，财富是不用担心没人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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