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解释。企业、农民及地方政府反映县域经济主体取得贷款难，埋怨银行部门门槛高，存在信贷歧视，不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银行方面强调按照有关信贷原则目前在县域经济领域难以发放贷款，因为优良客户或项目稀缺，放款风险大，经营成本高，不会有丰厚利润；有关金融监管当局提出的一个看法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领域存在“不作为”的现象（指的是发放贷款不积极）。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对县域经济不作为，但另一方面对县域信贷市场的垄断和存款资源的瓜分并没有减少 (《金融时报》2002年10月23日)；专家学者们一般会从客观角度分析问题，指出近几年来，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完整性受到削弱，功能作用出现萎缩的迹象。最终归结到融资机制或体制即农村金融
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所在。根本性问题可能在于，我们缺少一个能够与县域经济特点和需求相适应的且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性的县域金融体系——传统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形成的城乡分割的金融体制，到了一定时候或者一定条件下，就会使得作为城乡结合部以及国民经济综合体的县域经济，在得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上被“边缘化”。
中国的人口70%以上在县域及其所辖农村。没有农村这个广大市场的开发和县域经济的全面振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就会出现问题。而县域经济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相对发达的金融业。显然，我们有必要根据新的形势发展要求，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重新构建一个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又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县域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从根本上讲，解决县域金融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县域经济领域中融资需求和信贷供给两方面的情况，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使后者适应前者。为此，提出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县域金融体系和融资机制的问题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2. 现实大量情况表明，县域经济发展对融资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信贷供给则明显短缺。有关调查材料披露，2002年山东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浙江农业贷款缺口约为125亿元，对宁波万户农户问卷调查发现有59%的农户缺资金，河南滑县有205个村成了“零贷款村”。与这种情况相并行的是，民间融资活动广泛存在。有调查反映，温州民间借贷占整个资金市场总量的1/3，而河南南乐县1999年来新增民间借贷超过银行贷款规模（民间借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利贷）。
以上情况还可启示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就是需要正确估价县域经济或农村地区对金融业发展的承载力，尤其是对发展商业性金融的承受力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的潜意识中，县域和农村经济领域相对欠发达，产业层次相对较低，政府、企业、个人收入相对较少，金融资源相对贫乏，因此不能对金融业在县域中的发展寄过高希望，尤其是不可能成为商业性金融组织理想的生存与发展之地。前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从县以下撤并机构，可能会被当成一种“验证”从而进一步强化这种意识。
现在看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不能绝对化，需要做出辩证地思考。比如说到目前为止，虽然全国范围内已有数以万计的基层网点从农村地区撤并，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在绝大多数的县城都分别设有支行，加上普遍设立的农村信用社县联社，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城市信用社，少数地方出现的其它股份制商业银行向县辖延伸的机构，以及个别县市已经试点建立的农村商业银行或合作银行等，再算上邮政储蓄，每个县的正规金融机构少说也仍然有5—7家，如果算上在乡镇一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村信用社，则会多达十几、二十几家，因此有人认为县域金融机构数量仍然过多，超出了一般县域经济现有的金融承载力；但另一种说法是，随着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从农村收缩，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2000年城市信用社被分类处置等，农村金融的格局已发生了重大改变，虽然在部分乡镇仍然有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存在，但从提供贷款的意义上讲，在县以下农村基本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了。因此目前农村金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金融机构的单一化，导致金融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不足。以上两种看法各有一定道理，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设定条件不一，而导致观点似乎迥异。其实应该说，目前县域金融机构的数量，是“多”与“少”的问题并存——多的可能是国有银行等大银行的机构，少的可能是地方性、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主要矛盾不在于数量，而在于结构。
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有怎样的实体经济结构，就应当有怎样的金融结构，如此才有可能实现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同时降低金融服务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按规模大小是区分为不同层次的，也需要不同规模层次的金融机构与之相匹配。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中小规模的企业在数量上都会占绝对大的比重，国外一般都会形成与之匹配的金融结构。如在日本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占97%，意大利有中小型银行9万多家，美国近万家银行中95%是资产在5亿美元以下的小银行。中小银行一般为地区、社区和行业银行，与其服务的中小企业彼此关系密切，信息十分了解，信任程度高，能建立长期业务往来，互惠互利。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机构规模结构与实体经济企业规模结构很不匹配。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有200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工业产值和实现
利税分别占全国经济总量60%和40%，提供大约75%城镇就业岗位，但缺乏为之匹配服务的金融机构。我国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加起来也就100多家，集中于大中城市，放贷集中于大企业。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网点收缩、贷款权限上收之后，县区经济成了金融“空洞”，那里是中小企业生长地。尽管央行采取多项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但成效不大，关键是缺乏与其匹配的金融机构(《经济参考报》200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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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一步地说，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来说，并不是不需要金融，反而是更渴望得到金融服务与支持，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依然风行，不能解释为什么信贷支农和信贷扶贫问题在国际上也一直是受到关注的话题。问题只在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金融组织，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以及怎样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信贷支持。
有一种说法，农村金融市场上难以发展商业金融，农民也无力承受商业化金融的利息。但是，有人对中国村庄农户实地的调查显示，农民不仅能够承受商业化金融的利息，而且其还款率也可以大大超过农村的非农企业。《开放时代》曾发表文章说，在农村，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借贷。因为有调查发现，越是穷的地方，高利贷市场的利率越高。经济学家茅于轼 9年前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创立了一个农村基金会进行试验，据茅于轼介绍，开始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加上一部分捐款搞了一个20万元的基金（目前发展到30万元）。“亲戚朋友借钱给我, 我一年给他6%的利息, 借来的钱借给农民, 一年12%的利息（注：这个利率比现在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基准利率要高出一倍多）, 我有6%的利息差, 这个利息差就可以足够支付我管理人员的工资, 而且还有一点剩余——一年除掉全部费用净赚1万”。这个基金会目前的状况是，还款率达90%多，延期的不到10%，真正还不起的只有3%，基本上没有坏帐(《本周金融信息》2002.13期)。还有一个事例，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96年12月开始在河南省南召县的两个村庄进行小额信贷扶贫试点，成立一个南召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具体负责放收贷款管理。放贷的资金来源为社科院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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