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二元”结构矛盾的重要表象之一是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展迅速而城镇化发展滞后。二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至今尚未解决好“三农”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农村人口比重太大和农民收入水平很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1%，明显高于43.1%的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多地少，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农民收入上不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富裕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因此，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据资料，一国人均GDP水平进入1000—5000美元区间时，也正是一个完成城市化的过程。走完这个过程，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00年，韩国只用了25年。目前我国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刚好跨入了这一过程。有专家研究认为，在现阶段，城镇化每年可以为农村提供1亿多个
就业岗位，每年可以为农村增加7000亿元以上的非农业收入（《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7））；如果经过５到10年的努力，仅使现有每个县城都能发展成为10万人口左右的小城市，全国就至少可以凭此再转移１亿以上农村人口，那将对农村的发展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陈锡文 新华社北京2001.４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50%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张卓元 《经济参考报》2002-11-28）。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看，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需要小城镇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提供更多更好的技术、信息、资金等服务，另外，中国小城镇与乡镇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乡镇企业的结构升级和素质提高也需要借助小城镇的扶持，只有小城镇上规模上档次，才能带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总之，不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中国的经济就难以长期保持稳定的发展。
有人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加需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大县域经济。我国东西部的差距（也可引申到同一省域范围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从区域经济学上讲，是作为其经济体系细胞单元的县域经济的差距。据报道，在第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将全国2073个县域经济（其中西部有1075个）的基本竞争力划分成从A到J十个等级，从评价结果看，西部的县域经济在实力最强的A级中只占5%，在最弱的J级中则占86.8%。在行政区划上，西部的县（旗）单位有905个，占西部县级单位总数的84.2%，县域人口比例达81.3%（新华网2002-08-27）。从现实情况看，县域经济在国家或地区经济体系中一般属于相对薄弱部位，是影响总体经济发展指标水平的降减因素；但是如果从发展眼光看和辩证分析，这些当前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县域经济，也可能正是西部或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后发优势所在，竞争潜力优势所在，是这些地区实现赶超战略的力量源泉。因此可以说，西部大开发将会历史地逻辑地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正如一位河北省省长前不久所指出的，对于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来说，“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基础在县，潜力在县，希望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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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遭遇金融抑制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县域经济就是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近年来，如何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的问题受到普遍重视，所谓县域经济竞争力实质应该是县域单位通过科学有效配置资源以获得比较优势的能力。其中，金融要素在现代县域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中起着核心性作用。根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所谓的金融抑制论,金融服务如果不能有效地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金融抑制, 限制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当代社会的资源可以说越来越金融化（以前的资源是很物质化的），人们调动一个社会潜在的资源、经济体系的资源是通过金融体系来完成的（吴晓求2002)。一位外国学者曾针对我国的有关情况指出，在国内市场资源的整合上，金融业可以使城乡经济结合在一起，也可以把中小企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广泛地推动经济发展，这正是金融业起到的关键作用。种种迹象表明，金融业在哪个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强，发挥得更好，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会更强劲、更稳定。推动金融部门的发展就等于是推动稳定，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资本的稳定性起到了很大作用。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人们担心地看到，近年来我国较大范围地并日趋严重地出现了
银行贷款向城市集中，以致大量资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这种资源配置显然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县域经济发展受阻，势必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较长时期以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区域，其特征大都表现为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实际情况表明，所谓投资拉动，对于大多数地方和经常性情况下，是靠信贷资金大量和及时投入的拉动。没有良好的金融环境，没有金融的大力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就难以有大的作为，地方
政府调控辖内经济的职能也不会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对于地方经济的投资拉动，除了信贷资金的投入，还可以有
财政、民资和外资等方面的投入，但对于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来说，这些投资是可望不可及的或者如同杯水车薪。就县级财政情况来看，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9年中国2109个县级单位中，亿元县有593个，一般县480个，财政补贴县则多达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亿元，平均地方财政收入只有4563万元，严重入不敷出，人均GDP仅为257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3%,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21元,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3%）。虽然全国县市财政收入已由1994年的96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636亿元，年均增长18.2%。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 而且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高达60%以上。现在全国城镇县以下的农村，尚且有50％以上的县不能够按时发工资（2003-02-21《中国
经营报》）。县级财政基本上还是“吃饭财政”,没多少余力去搞建设。可见总体上县域经济要指望靠大量财政资金投入进行拉动，至少在当前阶段是不具备条件的。但财政不强并不等于在金融方面也将无所作为。因为金融部门可以调动全社会的资金, 包括众多企事业单位尤其是蕴藏于民间的大量资金, 乃至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外源性融资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如苏北滨海县是出了名的贫困县，2001年县财政收入不足1.5亿元，但农村信用社近年来却发展势头强劲，各项存款净增10亿元以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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