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的形式和性质比前一时期更为多样化。战后初期以及20年代，仍然以卡特尔倾销为主。例如英国托拉斯委员会191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英国许多“生产者同盟”亦即卡特尔代表达成一项总体协议，相互维护利益，使各业卡特尔足以强大，从而控制和维持国内价格，同时即使有亏损也要通过低价出口来扩大产量（Viner，1923）。当时卡特尔的倾销也带有更为明显的掠夺色彩。再如英国，碱业同盟还在战时就同南美进口商签约，共同独占和控制苛性苏打的贸易业务，以便一旦战时禁令取消，就能把美国公司从南美市场赶出去；英国的漆布辛迪加、亚麻油毡辛迪加在战后初期也在土耳其大量倾销，目的是把比利时和法国的商人排挤出土耳其市场。又如日本，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倾销国之一，其商品到处廉价倾销，猛烈冲击了世界市场。尤其是纺织品，由于工资成本很低，是日本当时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行业，日本纺织业对美国、印度（英国最重要的纺织品出口市场）、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倾销，排挤美、英以及当地的竞争对手。战后初期，由于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生产能力未及时调整，积压剩余货物，也由于消费能力还比较低下，因而美国以及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倾销的相当一部分是积压下来的商品。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由于危机频繁发生，萧条持续存在，倾销也更为频繁地发生，在表现形式也有新的变化。除上述20年代的倾销情形继续存在外，还表现在：
1.比起前一时期，私人厂商或卡特尔的对外出口得到了国家更为积极的支持，采取的措施有国家担保信贷、直接提供出口信贷（包括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给予直接的出口补贴，以及向出口商提供国内
税收方面的优惠等等。国家的这些鼓励措施助长了卡特尔对外倾销。例如德国，在政府补助下，1930年，外销的煤炭比其国内价格低30%；向荷兰倾销的水泥价格只及国内的1/3；1931年，政府又给外销的稞麦每50公斤补助4马克，支持了倾销（宋则行、樊亢，1994）。国家对卡特尔倾销的支持，还表现在对本国出口倾销的管理。例如1934年3月，日本政府修订《出口商会法》，加强对倾销的管理，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出口商之间的竞争性倾销。
2.20世纪3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尤其以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为首，同各自的殖民地、附属国组成货币和贸易集团，从后者那里继续获取廉价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同时也使其成为自己商品销售（包括倾销）的市场。在这种集团化过程中，德国的做法又颇具“特色”。作为战败国，德国当时已失去了本来就不多的殖民地。为满足对原料、初级产品的需求，同时又因缺少外汇，德国利用日益增强的实力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工业和对外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重又回升到第三位，30年代后期，又仅次于美国，重居第二位）以及传统的市场联系，从1937年起，先后与中东欧、中东和南美许多国家签订双边易货贸易协定，实行“划拨清算制度”，即非现金结算制度，获取这些国家的战略原料（石油、有色金属、铝土、木材等）以及农产品，同时也借机大规模倾销工业品，以低于国内价格进行结算，换取所需商品。
3.货币信用危机发生后，各国货币纷纷贬值。私人厂商或卡特尔在国家支持下，利用本国货币贬值机会，进行倾销（亦即外汇倾销）。日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以棉织品为例，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日本棉织品出口额仅及英国的33%，1930年增为65%，1933年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1935年竟超过英国40%（宋则行、樊亢，1994）。这里除了日本因工资低廉具有竞争力外，利用日元大幅度贬值扩张出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两次大战之间，倾销作为私人厂商或卡特尔出口定价战略组成部分的意义不那么显著了。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紊乱所致。即便如此，各国倾销的仍然以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为主。
再来看反倾销方面的情况。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各工业国家极力扩张本国的出口（倾销），同时又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保护本国市场或对别国的倾销进行报复。作为贸易保护手段之一的反倾销措施也起了重要作用。反倾销行为既有来自卡特尔层次，也有来自国家层次（亦即本义上的反倾销措施）。前者往往表现为卡特尔针对外国倾销采取报复性行动。例如战后初期，英国金属业同盟建立了“斗争基金”（fightingfund）对比利时在英国的倾销进行报复性倾销。国家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这一时期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战后初期和20世纪20年代。主要原因可能在于：（1）关税战的剧烈升级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2）前述各种非关税限制措施也基本上都是1929年危机爆发后开始启用的，这样（1）和（2）已经相当有效地抑制了进口倾销；（3）经济的紊乱使得各国无法也无暇对外国倾销进行必要的调查和裁决。
一战前，仅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进行了反倾销立法。战后初期，特别是1920～1921年危机爆发后，为了抵制外国为出清积压商品或垄断市场进行的商品倾销，仅1920～1922年，又有10多个国家先后出台了反倾销法，其中包括美国和传统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
这一时期，英、美等国之所以进行反倾销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本国战时成长起来的工业部门。在英国，战争使得汽车、电气、有色金属和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暂时逃脱了德国的竞争，得到了发展；战后，这些工业又从战败的德国剥夺获得了大量特许专利。尽管如此，英国仍然惧怕德国的竞争。反倾销立法便像颗定心丸，以此保护上述新兴工业。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美国。战前，美国面临的进口竞争主要来自欧洲国家。战争期间，由于欧洲竞争的中断，美国原先缺乏竞争力的一些制造业得到了发展。战后初期，美国十分担心欧洲国家恢复对美倾销，重新占领美国市场，摧毁这些工业。美国尤其担心德国的倾销，因为战时成长起来的药品、光学玻璃、刃具、精密手术器械，特别是（有机）化学等正是德国的优势行业（产品）。即使战后，美国这些行业相对于德国仍然无竞争优势可言。以在工业和军事上有重要用途的化学染料为例，战前德国几乎控制或能够影响全世界的生产，美国自己生产的仅能满足需求的10％，其余基本上依赖于德国。美国染料业在战时终于成长起来，战争结束时生产能力已能基本满足和平时的需要。尽管如此，美国染料业依然担心德国卷土重来，无法与之竞争。因此，1921年，美国先是推出了《1921年化学品控制法》，又于当年首次通过反倾销法。染料业对美国反倾销法的制定起了很大的作用(Wares，1977)。上述英、美保护的行业到二次大战爆发时，都已成长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并在这两个国家工业体系中占有比较重要地位的行业。例如，英国1926年合并成立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已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几家化工企业之一（夏炎德，1991）。这也说明，反倾销措施虽然具有反竞争效应，但对于保护一国相对劣势行业，使之免受外国优势厂商的倾销损害，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手段。
五、结束语
倾销与反倾销的历史有着一条明显的发生、发展轨迹：从倾销国来看，倾销随工业化的先后由最初少数先行国家逐渐扩展到更多国家；从倾销商品来看，某种产品起初只是少数国家的厂商倾销，但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厂商参与进来，而且某些产品起初由工业先行国倾销，但逐渐转向以后行国家为主。这一轨迹与二战以来倾销、反倾销的演变也十分吻合。垄断、关税壁垒、国家的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政策对倾销的发生、发展，乃至倾销与反倾销矛盾的激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更一般地说来，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产品销售市场竞争随工业化的普及而日趋激烈，并且与优势生产有着“天然”的联系。反倾销也仅是一种抵制性保护措施。如此看来，倾销与反倾销继续成为今后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应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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