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与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得来，而笔者认为除了国有企业人数与实际误差不大以外，由于统计原因改革时期其他经济单位职工人数与真实值有较大差距，尤其是灰色经济的大量存在使得后者不足为信。与初步的收敛分析结论基本一致，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比重对经济收敛存在显著的负影响，是经济收敛必须控制的条件之一。
为了检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控制了地方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G1）。
弹性检验显示政府规模每扩大1%，经济增长率降低0.04%—0.27%.条件收敛的检验结果也表明，简政放权是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里一并考察了企业规模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率和条件收敛的影响，分别控制了大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Z1）和小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Z2）。弹性分析结果显示，单向固定结果是小型企业产值比重变动对经济增长率有较显著的负影响，而双向固定结果显示小型企业比重变动相对经济增长率弹性系数为正（0.08），大型企业的影响则并不明朗。如果用大型与小型企业比重的弹性间接计算中型企业的弹性，得到后者相对经济增长率弹性的绝对值小于小型企业的弹性。条件收敛分析表明，大、小型企业比重对于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太显著，后者不明显地促进了经济收敛。鉴于大小企业人均产值的较大差异，而人均工资差距则相对要小，因此如果用不同类型企业的雇员比重来控制企业的规模结构可能得到更真实的结果。
在单向固定的弹性与条件收敛分析中，根据3地区地理区划控制了东部（R11）与中部（R12）地理位置，以及根据6地区地理区划控制了直辖市（R21）、东北（R22）、沿海（R23）、中部（R24）以及西南（R25）等经济区位。结果发现这种控制并不影响上述各种解释变量参数估计的稳定性。而且，就地理区位本身的参数估计而言，尽管其显著性并非良好，系数值仍然能够显示出，相对而言，东部与沿海区位对经济增长和收敛分别拥有更积极的影响力。
五、结论
本文对解释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地区收入差距演变的各种假说进行了归纳、分析与检验，同时提出并检验了2个主要假说和4个推论。通过控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市场密度、农业生产、农业结构、城乡差距、产业结构、产权结构、政府规模、企业规模、户口结构等多组变量，弹性分析与条件收敛分析均证实上述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与收敛存在显著影响，本文同时还估计了其影响力。
上述检验结合初步检验较好地验证了各种竞争性与互补性假说以及本文提出的假说与推论。
人力资本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经济收敛存在显著负影响，是重要的收敛条件。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我国的物质资本投资率很高，但其边际回报率并不高，且非重要收敛条件。
总体上农业生产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明显，确实存在“增产不增收”现象，间接表明价格扭曲、市场垄断以及农业生产的低市场化程度阻碍了经济增长。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比重越高，经济增长越慢；而第三产业则具有较大的正弹性；产业结构是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
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与收敛均存在显著负面影响。收敛分析显示，缩小城乡差距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收敛，分析还证实了户籍制度与实际经济活动存在严重的背离，并直接妨碍经济收敛。在产权结构中，国有比例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显著地降低1.69%—1.9%.与初步分析结论一致，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比重对经济收敛存在显著的负影响，是经济收敛必须控制的条件之一。弹性检验还显示政府规模每扩大1%，经济增长率降低0.04%—0.27%。条件收敛分析也表明，简政放权是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
地理区位也显示了稳定影响，相对而言，东部与沿海区位对经济增长和收敛分别拥有更积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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