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释中国地区收入差距：1952—2002
日期：2006-2-25 11:26:00
浅释中国地区收入差距：1952—2002
浅释中国地区收入差距：1952—2002
5.实证结果解读
首先，通过弹性分析发现，与预期相一致，人力资本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在表2的多数估计中，控制住其他变量之后，代表人口质量的学龄儿童入学率（H1）每提高1%，会使得经济增长率增加1.02%—1.08%；不过，从数据来看，代表人口数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H2）对于经济增长影响较为不明显。条件收敛分析的结果也与预期一致（但显著性较差）。可见发展初级教育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增加人口数量）对于经济收敛的重要性。从表3可见，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经济收敛存在显著负影响，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物质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显示出正向影响，但与人力资本影响力相比较不显著。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 比重（K1）来控制实物与无形资本的影响，弹性分析发现虽然我国的物质资本投资率很高，但其边际回报率并不高，平均而言物质资本投资比例每增加1%，能够带动0.06%—0.08%左右的经济增长。而完全控制住时间与地区效应之后，物质资本投资率相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竟然为负。条件收敛分析则显示物质资本投资并非重要收敛条件。
鉴于我国各省级经济体在地理特征方面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西部地带不适宜居住的面积较大，因此，剔除人烟特别稀少的地区来统计人口分布更能反映主要经济活动地区的实际人口稠密度，使用单位耕地人口密度（M1）来反映市场密度，弹性分析发现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耕地人口密度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减少0.1%—0.2%.该现象进一步表明，在现阶段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单纯看确实存在某种负向联系。从条件收敛的实证结果看，市场密度与经济收敛的关系并不显著，可能是同样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与西南地区的经济表现差距太大所造成。
在农业生产方面，本文尝试用农业人口的平均水产品产量（A11）、猪牛羊肉产量（A12）、水果产量（A13）、大牲畜年底头数（A14）等变量来控制各经济体的农业发达程度。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农业生产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明显。但其中大牲畜年底头数与粮食与油料产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而水果产量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不显著）。由于检验结果比较稳定，笔者倾向于认为是外部因素（比如没有控制价格扭曲、生产受干预程度与市场竞争状态）导致了上述“增产不增收”的结果。从收敛分析的角度来看，水产品与大牲畜生产是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也即这两类生产活动可以部分地解释地区经济差距，他们都是经济发散的原因。
弹性分析结果表明GDP 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A21）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前者每降低1%导致经济增长率显著提高0.24%—0.3%.可见，经济增长主要由非农产业驱动。在农林牧渔业内部，农业的产值比重（A22）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1%的农业比重降低显著地导致0.32%—0.5%的经济增长率提高。牧业比重（A23）的影响与农业方向一致，但影响力约为后者的12—13.相反，渔业比重（A24）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影响力不及农业比重的110.从收敛分析的角度来看，在农林牧渔业内部渔业比重与经济收敛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换言之，控制住渔业因素，显著利于条件收敛。
本研究同时考虑了经济体内部的城乡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和收敛的影响。弹性分析与条件收敛分析都证实了城乡差距的显著负面影响。分别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之比（D1）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D2）来控制城乡差距的影响（由于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差异两者并不相同），发现前者每扩大1%，经济增长率下降0.18%—0.3%；后者每扩大1%，经济增长率下降0.08%—0.19%.相应地，以收入代表的城乡差距对于经济收敛的影响力是消费差距影响力的3倍左右。
[NextPage] 上述分析显示，缩小城乡差距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收敛。
中国存在着严厉的户籍管制，这一点从实证分析中也得到显示。使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1）来刻画户口结构，发现该比例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前面控制农林牧渔业产值比重（A21）的结果背道而驰！固定了时间效应以及双向固定的检验结果表明，农业户籍人口比例每上升1%，经济增长率增加0.3%—0.66%.这个现象间接地反映了户籍制度与实际经济活动的背离，而不是说农业户籍人口越多，经济增长率越高。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农业户籍人口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异地。户口结构同时也是条件收敛的一个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且与预期相反符号为正，这间接说明数据所显示的经济发散程度由于户籍人口统计的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高估了。①「实际的地区收入差距多大程度上不如数据所显示的严重尚无法确定。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庞大，这方面应当不存在明显高估。实行更加灵活的户籍制度，乃至最终取消所有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就业、教育与福利等方面的不公平政策，对于缩小中国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上述检验实际上间接验证了假说二。
再使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I1）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I2）来控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敛的影响，②「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第一产业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口径并不相同。在新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中，三次产业划分的具体范围是：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具体内容略。」
弹性分析表明，第一产业比重越高，经济增长越慢；第二产业比重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其中，第一产业比重相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远超过后者（分别为-0.33到-0.54、0.02到0.22），而且间接显示了第三产业比重也具有较大的正弹性（第一产业弹性与第二产业弹性之和的相反数，约0.11—0.50）。第一产业比重对于经济增长的显著负面影响以及后者的正面影响与预期一致。条件收敛的结果显示，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同是经济收敛的条件，前者显著性更佳。而且，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越高，经济越不容易收敛。这间接显示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收敛，而第二产业比重提高虽然促进经济增长，但对于经济收敛的影响并不积极。
本文的初步分析结果已经证实，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转换。使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例（P1）以及其他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例（P2）来控制产权结构的影响，弹性分析表明在产权结构中国有比例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显著地降低1.69%—1.9%；其他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例的负面影响力约为前者的13—12.间接表明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例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的影响。但是，由于其他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例是由总职工人数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