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释中国地区收入差距：1952—2002

和Zou （1998）；Jin 、Qian和Weingast（1999）从财政分权角度进行的解释；林燕平（2000）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教育水平角度进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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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假说的简要评判

　　1.人力资本

　　对单个人而言，人力资本的初始条件是按随机概率而不是按地区分布的。教育与“边干边学”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前者的地区差异造成人力资本分布的地区特征。人力资本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由扣除物质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率之后的剩余部分来代表。教育内生于省级经济体的经济与财政状况，可以预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此外，改革前后人力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严重分割到逐步融合，这方面的制度变迁影响人力资本的差异。总体来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和市场化程度之间的正相关现象较稳定地存在了很多年。但相对而言，人力资本的基本趋势一直以来并未发生较大的波动，何以解释变动频繁的地区收入差距呢？这有待随后的实证工作来检验。

　　2.物质资本

　　改革以前，各省级经济体的投资决策附属于中央财政的全国投资计划；金融市场完全由国家控制，同时金融系统也完全附庸于财政部门。因此，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质资本投资往往是出于各个时期的不同战略考虑（比如：大跃进、备战备荒、三线建设等等）。笔者预期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质资本投资战略的改变会对地区收入差距变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被中央政府牢牢控制，其遵循行政命令而进行的跨区域转移可能是该时期地区收入差距波动的重要原因。一个合理的预期是，在资本市场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资本要素的流动能够促进经济收敛。但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逐渐开放，金融市场化步伐也逐渐加快，而改革后期地区收入差距却明显扩大了。

　　3.中央政府针对沿海的优惠政策

　　毋庸置疑，特殊的关税、地方政府更大的自由度以及能源交通投资等方面的偏向政策，促进了受益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籍此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显得较为勉强。如果说优惠政策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那么，上世纪90年代政策范围扩大了，一个必然的推论应该是支持经济收敛的，而这与事实并不相容。

　　4.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通过市场可及性、交通成本与技术扩散成本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所考察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地理因素的变化相对较少。从逻辑上讲，用一个相对不变的变量更适用于解释持续的收入差距本身，而不是这个差距的变动。

　　三、提出解释性假说

　　首先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史。1952—1978年中国处于典型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对产品与要素市场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开产品与要素市场。迄今，政府除了对少数产品与要素的生产、价格与流动仍然实行严格控制以外，中国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化国家。

　　所以，对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演变特殊性的一个合乎情理的猜测就是：

　　假说一：中国经济制度过去50年的演变，尤其是政府对于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控制范围与力度的演变，对于各省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绩效和收敛特征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下，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开放性是经济收敛现象发生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中国，该条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改革开放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留着对政府认为特别重要的产品（比如粮食、棉花和某些矿产品）的生产控制和垄断收购，以及对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上述控制对于不同省级经济体的影响有很大差别。根据假说一，结合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观察，与不同的时期相对应，可以得出下述推论：

　　1.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

　　推论一：1952—1966年期间，中央政府通过计划与行政命令的方式实施全国统一的价格控制与资源调配，些微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其间，1958—1960年由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产生了扰动。

　　推论二：1966—1976年期间，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地区收入差距再次产生扰动，“备战备荒”政策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在此期间，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主要由直辖市、工业重镇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造成，这部分归因于直辖市、工业重镇所享受到的特殊政治与经济优惠待遇，部分归因于直辖市、工业重镇农业人口比重相对较低，以及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存在“剪刀差”以支持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

　　2.改革前期（1978—1989年）

　　推论三：1978—1984年期间，发轫于农业的改革开放政策迅速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改革红利令偏重农业的中西部获得了实惠。这一时期的收敛现象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推论四：1985—1989年期间，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由直辖市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驱动。虽然农业改革的作用发挥渐少，但其他地区的轻工业迅速发展在一段时期内弥合了与大都市工业化程度的差距。

　　3.改革后期（1989—2002年）

　　1990年至今，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同期在绝大多数产品与要素市场领域内，市场化改革在继续推进。一个重要的例外是，中央政府迄今仍未放弃全球各国中最为苛刻的对于国内人口流动的户籍控制。该控制不仅扭曲了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选择，而且阻碍了普通劳动力的迁徙过程，尤其是位于社会最底层、现阶段数量最庞大的非熟练劳动力。Barro 等人（1995）的实证研究显示，迁徙是发达国家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针对该时期的主要特征，假说一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假说二：

　　假说二：在产品市场与资本要素市场具备相对更加自由的流动性的条件下，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流动性一旦受到压抑，集聚效应就有可能使得经济发生两极化。

　　可以用一个两地区—两部门模型来说明上述机制。假设一个经济体有东、西两个地区，两地区内部进一步分为城市与农村。假定两种消费品由完全竞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生产，并在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城乡之间自由贸易。假定传统部门X 的生产函数如下：

　　效用依赖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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