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

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2000年第5期。
　　农业部：《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研究》，研究报告，2002年9月。
　　秦晖：〈「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陷阱〉，《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3月21日。
　　荣敬本：〈村民自治──民主的蝴蝶在飞〉，《改革内参》，1998年第3期。
　　荣敬本、赖海榕：「关于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从村到乡镇民主制度建设的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4期。
　　盛洪：〈让农民自已代表自已〉，《经济观察报》2003年1月27日。
　　世界银行：《共用增长的收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
　　孙立平：〈改革反映强势主张〉，《改革内参》2003年第16期。
　　萧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之路──访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经济观察报》2002年9月30日。
　　吴立山：「日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经验与对策」，《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2期。
　　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
　　张晓山，〈深化农村改革 促进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1期。
　　Ａ·阿尔蒙德等，1978：《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彼德·布劳，1964：《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
　　C·弗塔多：《巴西的发展模式》，载于K·威尔柏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费正清，1979：《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撒母耳·Ｐ·亨廷顿，196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西蒙·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亚瑟·路易斯，1979：《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格尔哈斯·伦斯基，1984：《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约翰·希克斯，1969:《经济史理论》， 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H·孟德拉斯，1975：《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巴林顿·摩尔，1966：《民生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四海之内》(论文集)，劳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85：《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约翰·罗尔斯，1971：《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约瑟夫·熊彼特，1934：《经济发展理论》，何畏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
　　I·沃勒斯坦，1974：《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Paul C. Westcott, C. Edwin Young, 2002: The 2002 Farm Act: Provis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Commodity Markets, www. ers.usda.gov/features/farmbill.

　　注释
　　1 古之三农，旱农、泽农、山地农之谓也。
　　2 低收入组年均纯收入界于0-999元，占18.7%；中低收入组界于1000-1999元，占34.5%。 
　　3 我注意到，人们在论说三农问题时，很少提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问题，而一味地责备政府。这是不正常的。实际上农民自身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约束。故此本文做一专门论述。 
　　4 秦晖有一个观点，农民起义原因从来就是官逼民反，而不是所谓的地主与农民利益不可调和。那么，官逼民反是体制性的，还是与个别的官员行为有关；农民起义是反贪官，还是反皇帝，这个问题需要重新研究。起码，有一点现在就可明确，过去革命史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封建统治者一律骂倒，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说成是完全对立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
　　5 对重农抑商的做法需要做出检讨。就像现在持续向城市倾斜的做法最终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历史时期长期的重农抑商，也直接阻碍了资本主义和近代化在中国的发展。
　　6 于建嵘博士在《岳村政治》中详细记载了岳北农村的多起冲突事件。其中的一起是1996年9月祁东县农民群体冲击乡镇党政的事件，直接参与群众近万名。该县砖塘镇双江村村民刘某，62岁，妻子去世，三个女儿出嫁，91年因10元教育附加费未交，乡干部将他铐进乡政府，并关进铁笼子，后设法跑了出来。在这次事件中，他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同志们我来迟了，这几块牌子留给我砸」。于是，一连砸了六块牌子。城连墟乡香花村8组的匡某，女，71岁，因93年她儿子超生罚款没有钱，乡干部将她的棺材抬走了。这次事件中，她手持拐棍带头冲砸。
　　7 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这里需要做一补充说明。依我的理解，意识形态具有确认现行政策合乎义理以及凝聚集体的功能，同时也是社会政治集团合法化和进行合理辩护的观念体系。从某种角度讲，它可视作是节约管理国家的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事实上，正如厂商可以借助广告影响购买者的选择行为一样，意识形态也对执政者权威的合法性和他所推行政策的合理性起到了广告作用，因而执政者总是要费尽心机操纵舆论和宣传工具，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宣传而使人们受到意识形态上的谆谆教诲和劝谕。为了强化其观念工具的有效性，意识形态总是自封为真理和绝对知识，并通过平民文化（不是学者文化）的教条，如诉诸公式、口号、标语等通俗化的形式而强化其效果，从而在社会团体中形成「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the belief in legitimacy）。伦斯基（1984）曾以苏联为例做出解释，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大概再没有比苏联更好的例子了。在这里，一部分人1917年夺取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运用国家强制性权力去将国家的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介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宣传工具，在一代人当中，绝大多数俄国人皈依到了对共产党的事业的真挚坦诚的支持上。」 中共在这方面的行为一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强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曾为有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合理性辩护。这种教育将社会整合成一个有利于对共同事业纯粹献身的庞大体系，人们虔诚地依附于政治共同体，并不断为之做出贡献，而不期望在每种情况下都得到明显的回报。李约瑟曾特意表明他对1958年的中国的实地观察印象，「我所得到的最鲜明的印象是，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受武力强迫劳动的想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与此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人民自觉自愿，满怀热情，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和实现现代化（有时越过了政府计画的要求）」。然而，就像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发现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就是虚假意识、梦幻、颠倒性反映。在马恩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是「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恩格斯致梅林的信）。 
　　8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最初由马林诺夫斯基奠基，后经帕森斯的创造性发展而被广泛应用，在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和组织体系的运行和效率时十分流行。这一理论把政策作为外生变数，与此不同的是，本文的研究将政策视为内生变数，即结构影响政策，政策决定功能。 
　　9 见《北京青年报》 1995年4月28日。 　
　　10 再比如，1970年韩国开展的新农村运动中，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政府为新村运动的顺利进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1980年的十年间，政府投资总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兴建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市场体系、能源设施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白雪秋，2000）。日本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1994年，为了应付贸易自由化的冲击，日本政府做出了一项高达6兆100亿日元的投资决定，专门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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