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
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
1979年，联合国及有关组织联合在罗马召开了「世界农村改革和发展大会」，通过了号称为〈农民宪章〉的宣言号召: 「鼓励农民组织起来，以便通过其亲身的参与，开展自救活动」。梁漱溟当年也曾说，「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养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质；而作用的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质，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所要做的。」15今天，在共同的利益追求和共同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把分散和缺乏有机联系的农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团结到一个共同的事业中，这是改变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的现状，增强其在交易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的必然要求。我认为，如果政府试图真正地保护农民利益，就有必要通过改变现存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来改变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已证明，为了使社会中某些群体受益，决策者可以有计划地改变组织体制，从而有利于制定新的政策使相关群体受益。中国九亿农民如果没有直接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在社会结构上毫无疑问是病态的，也就不可能真正走出三农困境。
事实上，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这样的说法，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杜润生先生说：「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给邓小平同志建议过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同志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16。前总理朱镕基1999年在出访美国期间也曾表示，要考虑成立农民协会。遗憾的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下文，不了了之了。而在今天，解决三农问题面临历史性选择，成立「农会」的问题已经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必须进入决策者的「议事日程」。
我认为，农民协会应该是全国农民的政治性组织，该组织的权力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并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其自身的合法化。从组织结构看，全国农民的联合组织是一个包括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梯阶结构，在各个层次上，又是一种包含各种亚组织或专项组织的横向网路结构。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央和地方首先应支持农民在基层成立联合自助组织，这不仅是建立全国性农民组织的基础，而且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经济意义，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和适应问题，是农民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进入市场，有序地参与商品和要素流通，合理分享市场利益必不可少的组织保证。没有这一类的组织，就谈不上农民平等有序地进入市场；同时，没有基层组织的良好发育和厚实的基础，也就无法建立全国性的农民政治组织。现在要做的是，在继续发育这类组织的同时，赋予它们政治活动的空间，赋予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自由，把它们以适当的方式改造组合成政治性的基层农民协会，并逐步成立全国性的农民协会。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基层农民协会的成立要与乡村政治改革结合起来。我的看法，一是要取消村党支部，如果时机尚不成熟，则至少要对《村组法》中关于党支部是「领导核心」的说法，加以修改，合理界定党支部的地位和许可权；二是进行乡镇直选，农民协会积极参与乡镇直选17，这是基层农协发挥政治作用的最主要的方式。这才是乡村泥土中羽化出的真正的民主的蝴蝶，而她美丽的翅膀一定能够煽动出对传统体制强大的冲击波。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有较多思考，但限于篇幅，不能做出完整的论证。倒是有一项研究，要在这里提一下，即荣敬本等人（2000）关于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转变的研究。这项研究在调查的基础上，对从村到乡镇民主制度建设做了严密完整的论述，认为从村治到乡治的发展，是一种历史性的趋势。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把很大篇幅和心思用在说明乡镇直选不是反共产党而是有利于健康统治的这个问题上，这里不妨摘录片段。他们说：
「民主的基本规则同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是属于人类文化的演进和人类文明的创造。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常常说『党国』。中国共产党是反对党国概念的，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明确地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指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错误概念，中国共产党必须实行民主政治。
「巴黎公社式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波拿巴军事官僚机构的主要特征：（1）公职人员不是采用等级授权制即从上到下由上级任命的，而是各社区代表普选产生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 「恩格斯说：……『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English/">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18。
「史达林说：『……在许多地区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农村，这些人同县和省的联系多于同农村居民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得农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他们显然不懂得『上层』和『下层』在这里是一根链条，如果链条在下面断了，整根链条就必然散开。结果，一方面是管理者无人监督、独断独行和恣意妄为，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不满和抱怨。现在正在坚决而彻底地消除农村中的这种秩序。』」19
荣先生在其研究中用心良苦地论证了民主的好处，论证了中国可以与民主接轨。这多余吗？不，丝毫不！中国的民主，还需要更多的人士来鼓动呼吁，本人执笔的心思部分地也正在这里。
[NextPage] 参考文献：白雪秋：〈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的作用及启示〉，《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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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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