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向城市偏斜的财政政策，而且近年来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益加失衡。2000年，中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2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致维持在8%左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如果按WTO协定计算口径，把支援贫困地区发展的财政支出、粮棉油糖价格补贴计算在内，1996年-2000年，中国农业支援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1826亿元、1709亿元和2200亿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径，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准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在WTO规则允许的十二种「绿箱」政策措施中，中国使用了六种（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黄箱」支出在1996年－1998年计算基期内年均29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3%，与谈判允许的8.5%（1740亿元）相比，中国「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还有1443亿元。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用于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份额很低。1998－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农业部，2002）。
[NextPage]在社会发展方面，城乡在获得资源方面更为不平等，农村的落后表现得更为明显11。比如，在农村医疗方面，中国曾经有成功的合作医疗体系，然而当亚洲的一些国家还在效仿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时候，合作医疗却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解体了，解体的后果是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和地方病、传染病在一些地方的再度流行。陈锡文（2003）指出，因病去世的农民很少死在医院里，而在城里则很少死在家里；农村妇女很少在医院生孩子，而城里人基本上没有在家里生孩子的。很多农民好不容易脱离贫困，解决温饱了。但只要有家里人一病，马上又返回贫困，而且迟迟解脱不了。现在城市的新居一般都要双卫（两个卫生间），而农村的厕所简直骯脏不堪。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位元。据卫生部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司的有关资料，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仅就2000年5岁前儿童死亡前治疗情况为例，农村56.6%的孩子是死在家里，而城市91.3%的孩子是死在医院里（张晓山，2003）。
表 1 全国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水准（单位：千元）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总投入 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 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 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占义务教育总收入%
小计 占总投入% 小计 占总投入%
1994 141663980 78265317 55.25 48552584 34.27 62.04
1995 177089878 100005805 56.47 61914360 34.96 61.91
1996 212692846 120533046 56.67 73894711 34.74 61.30
1997 238871477 1306559860 54.70 78866827 33.02 60.36
1998 277227724 153398455 55.33 81198817 29.29 52.93
1999 315382017 168180456 53.33 86207364 27.33 51.26
2000 362741163 185263389 51.07 91997779 25.36 49.66
注：l998-2000年的资料中包含完全中学经费投入。
资料来源：1.《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4-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001年历年。2.《全国教育经费统计报表》(2000年)，教育部财务司，2001年。
在教育方面，城乡教育资源分享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发生了错位，农村教育附加和教育集资显著加大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成本和农民负担（李成贵、李人庆，2003；杜育红，2000）。自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