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甚么三农问题会陷入今日之困境呢？这倒不是因为政府置农民于不顾，漠视农民之穷困。事实上，在道统上与农民有着极深渊源关系的中共政权对农民的利益一直也是念念不忘的。比如，早在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曾明确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中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此后的二十多年，强调农业重要性的言论可谓不绝如缕俯拾即是，及至今日强调到了言尽其辞无以复加的程度，似乎与古代的重农言论也已相差不远。然而，所谓的重视更多的是文本的口头的和悬在空中的，实际的情况却如上所述的那样，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处于不断地相对恶化的过程之中，未免有些口惠而实不至。人们不禁要问，是甚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势呢？我以为，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于城乡居民作为社会系统的两类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结构位置、行动的能力和可能性，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能力反差，这些差异又通过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对权力资源的积聚和政策安排的损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博弈中，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始终是弱势集团，缺乏利益表达的管道和强度，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形成积极的参与和有效的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的反抗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使得有关政策安排不能保证他们作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1988），反而是不断地损害和剥夺他们的利益，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它已不是传统工业化战略下形成的二元结构的余韵遗绪，而是呈现出路径依赖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强化之势。这样地日积月累，终于导致了今日的三农困境。
二、中国农民：弱势群体
自从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并成为公众话题以来，（农民是）弱势群体这样一个关键性术语，便流行开来。然而，至今还很少见到有关于此的完整论证。我以为，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表现和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和观察。一则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这要从历史传统及农民职业特点等多方面加以理解3；二则中国的国家权力构架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活动空间和组织行动能力被压抑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这样就使得先天不足的中国农民变得更加缺乏社会活动能力，不能形成对政权的破坏力，进而不能形成政治压力。就像个人需要社会建构一样，农民先天之本本已不强，后天又受到体制性的压抑和束缚，弱势者形象和命运便由此而确立。
（一）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1、农民的保守倾向
从文化批判和现代性建构角度看，农民总被视为落后和消极的力量。陈独秀、晏阳初等人都曾指出中国农民身上愚昧狭隘眼光短浅的顽疾，鲁迅则塑造了润土这一麻木愚钝的农民形象，这些都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总体性的评价，当然不能反映农民精神特性的全貌，因而受到了不少学者的置疑和反驳。的确，我们还应看到农民身上的另一面，即农民所特有的勤劳质朴，这是现代社会中的稀缺品行。在我看来，中国农民一向务实而重行，不长于抽象理论，也很少巧佞的辞令和一切浮虚的东西。他们无分寒署、整年地自早至晚茹苦耐劳，孜孜不息地勤奋做事，顽强地推动着小农经济向前发展。中国的农业实际上是一种过密型增长(overdue increase)，在劳动投入边际产量降到零点前，农民会持续地投入劳动，虽不能取得效益的最大化，但能够实现总量的最大化，从而能应付沉重的人口压力。中国农民的勤劳，无论是在乡村田野，还是在城市工地，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中国发展最可靠的基础。如果与另一人口大国印度相比，我们就更能发现这一点。印度也从来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但印度农民对闲暇的评价过高，远没有中国农民勤快，不像中国农民那样尽心出力，所以他们的生存状态一直非常恶劣，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落后。
但是，在我们赞扬农民勤劳质朴的同时，不能否认农民愚昧和保守一面，这并没有脱离了事实，而且不能不说，即使到了今天，农民身上落后的一面，也还是很容易观察到。而这一点恐怕需要从农民的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加以考究。
农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民处在周而复始的春耕秋收的时间流程与狭小固定的土地上，很少存在不确定性，在关键性技术、制度、经济和文化变数上长期变化甚微。一则，传统农业知识和技艺通过口头传授和示范而得以代代相传，在长期内缺少意义重大的发明，仅局限于量上的累积和修补。再则，在传统农业中人们对拥有或获取经济物品和服务的偏好和动机长期保持不变。这种变化缓慢的社会里，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维持传统，并期望把那些具有实际效用的标准行为传之后人，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周期。在传统农业运行过程中，农民从他童年期就开始学习那些被许多代人证明是可靠的经验和技术，即把祖辈相传的农业经济过程中的有关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人力资本。这种农业中，老农老圃对青年农民来说，相当于一位老师，在某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天气识别及种植期选择等方面，青年人都应向长者虚心学习，但就大部分的技术和经验而言，是靠机械性的模仿就可获得的，正如熊彼特（1935）所言，是不需要「用脑来反应的」。
很显然，在传统农业中，成为一个良农或种田能手固然是不容易的，但似乎也难以找到不会种田的农民。生产本身的技术特征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论，传统农业是一种以习惯为契机的「周而复始的经济（the circular flow）。其本质是，没有不确定性，农民事先就知道他的行为的结果，无须学会高深的统计和预测，日复一日，不变的经济机制可以教会他们所需的投入和产出量。周而复始，终会把行为转化为习惯，这是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过程。农民在传统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他们不需要创新，创新可被视作富人的奢侈品，技术进步的「水珠」几乎不会在乡村的画布上留下扩散的痕迹。而且，也不能高估传统农民的决策自由和决策权力，它们都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因为农民尽管在原则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方向以及资源流向和组合方式的，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这样便由此形成了希克斯（1969）所说的习俗经济。
农民在传统社会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及至今天，科技进步和现代要素的投入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的质态水准，市场的逻辑和力量愈来愈主宰着农民的命运，不断地改变着农业的结构、功能和属性，乡村工业的兴起、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