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结果显示，我们先前的理论判断总体上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首先，我们对包括全部省份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1.表1中的方程（1）、（2）、（3）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 ）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 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我们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⑦]表1的方程（4）、（5）是固定效应工具变量（IV-FE ）估计结果，其中我们用滞后一期的出生率作为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工具变量。从中可以看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城市化显著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则显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增大，同时显著性有所降低，不过Hausman 检验结果不支持城市化指标具有内生性问题。地区间人口户籍变换的指标显示，一个地区外来人口比例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可能是因为外来迁入人口都主要迁入了城镇地区，而且往往是较富裕的人更可能成为地区间的迁移者。
第二，经济的开放、非国有化（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均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第三，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的确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基本建设支出、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支出的比重上升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将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但显著程度在不同的估计结果中略有不同。
第四，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这显示出与章奇等（2004）不同的结果。
表1：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指数id）（略，见附件原文）
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三个直辖市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比较这三个直辖市与其他省份的各类指标的话，我们也不难发现，三大直辖市的开放度、城市化水平、就业结构中非国有单位的比重都远远高于大多数省份，这也可能使三大直辖市成为估计过程中的异常值（outlier ）。所以，我们接下来用不包括三大直辖市的数据重复了上述估计过程，结果见表1中的后3列。比较两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在不包含三大直辖市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城市化显示出了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过Hausman 检验值仍然表明，城市化指标不具有内生性。同时，反映地区间户籍变换的指标仍然显著。第二，经济的开放、地方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非国有化以及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均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在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中，政府对经济的参与以及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比重不显著。第三，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上升仍然显示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第四，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综合地来看，在本文所考察的各项因素中，尽管城市化进程总体上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由于我们考察的多数经济政策都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五、结论及含义
通过对于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并且考虑了城市化指标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我们发现，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当我们从数据中剔除三大直辖市后，结果仍然显示城市化具有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我们还进一步证实，外来人口比重、经济的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的确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同时，我们还发现，金融发展指标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如何更好地选取指标来反映各项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特别是进一步减少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统计结果造成的影响将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本文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各项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革，相反，那之后的经济改革都主要发生在城市或者主要对城市产生了影响，现在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和政策的调整几乎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影响。从本文的发现出发，我们认为中国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政策中有两个方面是值得反思的。首先，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始终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果忽略了收入的均等化也并非明智的选择，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从长期以来将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下，由于非农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了一些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这样的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是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但从长期来看，却可能由于没有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使社会总体上付出昂贵的代价。因此，各级政府有必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来抵消现有政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由于经济开放和非国有化是大势所趋，地方政府有必要通过降低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并且调整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方向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应该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且加大金融体系对农村的生产活动的扶持。第二，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仍然实行着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和管理政策，一些地方实行的户籍“准入政策”实际上是让富有的人成为城市居民，却没有使更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城市化的好处，这就使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一直到最近，中国的中央政府才明确地提出要给农民在城市里同等的就业地位，但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任何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政策都只能说明地方政府更多地考虑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这样的政策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而地方政府是否能够真正地放弃保护城市居民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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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Chen，Aimin ，2002，“Urbanization and Disparities in China ：Challenges ofGrowth and Development，”China Economic Review ，13，407-411.
Hussain ，Arthur，Peter Lanjouw ，and Nicholas Stern，1994，“Income Inequalitiesin China：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 ，”World Development ，22，12，1947-57.
Kanbur，Ravi and Xiaobo Zhang ，1999，“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 ？The Evolutionof Rural-Urban and Inland-Coa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1983to 1995，”Journal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7，686-701.
Khan，Azizur R.and Carl Riskin ，1998，“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Composition，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1988-1995，”China Quarterly ，June，221-253.
Lu，Ding，2002，“Rural-Urban Income Disparity：Impact of Growth，AllocativeEfficiency and Local Growth Welfar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4，419-429.
Lu，Ming，Jianyong Fan，Shejian Liu and Yan Yan ，2002，“Employment Restructu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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