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品所向无敌，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人口和劳动力资源，而且，统一的国家保证劳动力地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得中国工业制成品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低成本”。根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在日本的进口工业制成品中，中国1986年仅占4%，2000年上升到19%，增加了3倍多。中国产的摩托车、家用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产品，行销世界。总的看来，我们完全有必要在生产要素可以替代的范围，既注重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又注重劳动对技术的替代，从而使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对维护社会稳定、扩大内需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与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主要相比表现在：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过去的工业化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国有企业是工业化的主体，资源配置由国家计划配置。新型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推进，工业化的主体是多元的，既有国有企业，又有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社会资源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配置；二是新的内外环境条件下的工业化，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是在大国称霸、闭关锁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展开的，虽然奠定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基础，但精力分散，左的干扰很严重，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是在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基础上推进的，起点低，底子薄，党和政府不得不化大力气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现在进行的新型工业化建设，是在我国实现总体小康、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环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以及我们党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形势下进行的；三是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结合的工业化， 1949至1978年30年间，中国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采取的是以农补工的形式。这使当时的农村不仅要承担对工业化的投入，而且还要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生活。因此，政府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以减轻城市负荷，并通过户籍管理限制城市移民，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上背离的；改革后，由于
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结合起来，但由于体制等原因，城市化程度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最终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现在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综上所叙，我们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党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大势，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反思人类已有的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提出的一条新世纪、新阶段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战略决策。[NextPage]
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是党的十六大出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20年内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怎样的奋斗目标呢？弄清这一点是我们分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主要参照。
结合国际上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及我们现有的工业化水平，综合众多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20年我国要起码在下列指标上有明显提升：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增加，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目前水平，到2020年这一指标要达到3000美元（2000年汇率计算）；二是在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工业制造业的增加值提高到64%左右；三是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大幅度降低，到2020年降低到30%左右；四是城市化水平到2020年达到55%左右。此外环境保护工作也要有重大进展，生态恶化的态势基本得到遏止，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
参照这一目标，反观我国经济现实，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我们具备了20多年改革和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2001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5533亿元人民币，比1989年增长近2倍，与1978年相比，年均增长9.4%，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34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等等，另一方面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剧烈、深刻变革的进程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在不断产生，社会经济中潜伏的弱点、矛盾和比较劣势逐步暴露出来。这些不利因素的交织和叠加，构成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的障碍，这些问题突出的有这么几个：
1、工业制造业的素质不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最直接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提高工业制造业提高其附加值的比重，要有现在的51%提高到2020年的64%左右。实现这一任务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工业制造业的素质不高，从而制约了工业结构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度加工化、技术集约化的优化升级。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经营规模小（在全球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中，美国占31%，日本占29%，中国没有一家），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全国主要工业产品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严重过剩，冶金行业生产能力只达到1/3，而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却不得不依靠进口，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设备65%以上靠进口），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是个虚胖子，尤其是配套能力差，使得我国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技术装备，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家电大国，但绝大多数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依然依靠进口，以至于有人称我们家电大国没心没肺部；更令人关注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2000年高新技术产业附加值占制造业附加值的比重为104%，比美国和日本1997年水平还低4-5个百分点，并且高技术的扩散不够，未能有效地改造传统产业），显而易见，这些与新型工业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必须下大力气改变这一状况。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基本内容就是降低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提高城市化水平，但这一个降低、一个提高却受到我国比较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所谓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被从空间上划分为界限明显的二大部分，一个是相对发达的城市经济，另一个是相对落后甚至是绝对落后的农村经济。我国这一矛盾比较突出，主要有两大表现：其一是是三农问题比较棘手，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出去，（农业仍然是最脆弱的产业，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缺乏稳定的增长机制，人多地少，人多水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全国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
医疗保健等都十分落后，成人文盲有8500万人、清壮年文盲2300万人，农民的不公平感增强，一位国际经济组织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我国的战略与管理杂志转文认为“现在谈论“三农”问题，已远远不是解决温饱问题那么简单。“三农”问题已经突破经济层面，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在中国农村生活的七、八亿人口，大约有一半的人还过着清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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