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p;二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中心的工业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经济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数字革命”和基因革命为代表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二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大大提高，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加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而能独善其身；三是全球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大部分国家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从前苏联—东欧的旧体制解体，到所有发达国家的放松管制，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既使得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大大增加，竞争日趋激烈，又使得国际需求速度相对放缓慢。这些变化都是英、美、德、日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他们依赖从世界广大殖民地掠夺资源、原材料，倾销其产品，动辄就以坚船利炮打开落后国家市场大门的历史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具备。因此在我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我们的工业化，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着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经济效益好了，有钱了，我们就可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加大科研开发力度、培养吸引优秀人才，工业化就会走向良性循环轨道，最终我们也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否则，我们的产品就买不出去，我们的市场就会被别人占领，我们的钱就会被别人赚走，我们的人才就会被别人拐走，我们的工业化就无法实现。
    三是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多实行增长第一的战略，走的是一条件以消耗能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尽管这些国家充分享受到了工业化的繁荣，但也较早品尝到了增长第一战略下工业化的苦果。在工业发达国家，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大量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如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于1943年美国洛杉矶，当时该市的200多万辆汽车生病在排放大量的汽车尾气，在紫外线照射下产生光化学烟雾，大量居民出现眼睛红肿、流泪、喉痛等症状，死亡率大大增加）、多诺拉烟雾事件（发生于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镇，因炼锌厂、钢铁厂、硫酸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及氧化物和粉尘造成大气严重污染，使5900多居民患病。事件发生的第一天有17人死亡）、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年英国伦敦，由于冬季燃煤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在浓雾和中积聚不散，头两个星期死亡4000人，以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死亡）、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水俣病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发生一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因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后而中毒，1972年患病者达258人，死亡128人）。对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发达国家不得不强化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保护，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在新的世纪实现工业化，这条老路不能再走，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比较突出，现在全世界约有１１亿人口生活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每年约有１５００万人口因空气污染引起各种疾病而难以生存。由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排出的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地球温室效应愈演愈烈，已给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水资源枯竭、水荒严重，生活垃圾到处堆放所造成的环境、水的污染，垃圾填埋所带来的爆炸的恶果。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世界的用水量增加了４倍，与此同时，水污染日益剧增，现在发展中国家有１／３的人口不能享用洁净水。过度开采是水资源枯竭的重要原因，如果目前的情况延续下去，预计在５０年之后，世界人口的１／４将遭受悲惨的水荒，到２０２５年，世界上将有３０亿人口面临严重缺水。森林、土地面积锐减，许多生物物种濒临灭绝。由于人类过度放牧，过度垦植，过度施用化肥和农药，已使许多地区的沃土贫瘠化、碱化、沙化和退化。全球已有９００万公顷农田寸草不生、１２亿公顷绿化遭受破坏，２０００多种动物物种灭绝、热带雨林每年以１４. ２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失。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给本以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火上浇油，那样会犯众怒。二是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加之人口规模巨大，资源环境问题的后果也更为严重。尽管我国某些自然资源的储有量如煤炭等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短缺，综合比较只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3，土地、水、矿产、森林等基本生存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尤其是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均的矛盾十分突出，华北和西北是严重缺水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但水资源总量却不到全国的20%，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再比如石油，石油是现代大工业的血液，对国民经济发展至为关键，就连美国这样的头号经济强国对此都不感掉以轻心，为什么要打海湾战争，为什么如此关注中东，是为了什么人权吗？是为了什么自由吗？不是，老尼克松一语道破天机，不是为自由，而是为石油。我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会大大增加，而今后一短时间内，我国的石油年产量只能维持在1.6亿吨左右，根据有关预测，2010年石油的对外依赖程度将达50%，2020年前后年进口量将达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石油进口大国，石油进口风险很大，一遇突发事件，石油战略安全就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不少城市污染形势十分严峻，生态环境处于总体“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酸雨发生面积占全国的1/3；7大水系有一半河段严重污染，36％的城市河流丧失了使用功能，近海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80年发生74次，90年代猛增到380次，等等，总之是天不蓝了，水不清了，土地荒漠化了，草原沙漠化了，酸雨来了，洪水来了，沙尘暴来了，大自然变得可怕了。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10%，约3000亿元人民币。由上述因素决定，我们实现工业化必须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做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四是充分考虑就业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机械化和自动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以此为代价推进工业化进程。尽管从理论上讲工业化与扩大就业存在一定的客观矛盾，发达国家走过的这一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样道路的我们也不能走，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将工业化、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理由至少有这么几条，首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促进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的重要体现；其次我国的就业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发达国家在高速工业化的时期，人口大都只有几千万，美国直到1914年人口才有1亿。英、法、意等直到1999年人口也还不足6000万，还不赶上江苏省的人口，对这些国家来说，10%左右的失业已经很严重了，也就几百万人，但中国就不同了。虽然未来30—40年间，我国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新增加人口仍将高达3亿左右，其中适龄劳动人口相当客观。综合众多研究成果，未来5—10年内，全国每年新增加的适龄劳动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人，目前城镇结存的失业和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最保守估计也要在1000万以上。此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的隐性失业会日益突出，光农业就有1.5—2亿需要转移出去，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很多劳动力素质不高，既不能与先进技术结合，也不能“对外出口”；最后，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又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和巨大的优势。尽管我国高素质的劳动力缺乏，但总体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杂志刊载的资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率作过测算，按汇率换算后，中国大陆制造业平均周工资30美元，泰国58.3美元，韩国243美元，台湾328.9美元，香港436.6美元。这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特别是在工业制成品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金锫博士曾这样评论：“全世界都会发现，中国制造的制成品，具有不可思议的低价格，在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的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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