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

融危机的预警，是年 11 月《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 9月间我和一个美国学者的对话录，题目就是∶ “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 文章发表以后听到负面反映比较多。但时隔不到3 年，果然发生了从东亚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危机发生以后，有关方面又过于重视技术层次的问题，或纯粹金融业务上的分析，于是我又在 1998 年写文章，认为这次危机发生根本不是金融风险防范的问题，实质是东亚国家复制翻版传统结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不利的是中国工业化开始得早，资源环境破坏得严重， 50 年来人口还增加了 1.5倍；因此，照搬式的制度改变面临的资源约束更严峻。有利的是在劳动力长期、绝对过剩条件下，既可以保证传统产业使用活劳动的最低成本，又没有工人运动；因此，东部落后产业可以利用中西部贫困地区流动打工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长期存活。

    最近关于中国加入 WTO的讨论中，很多人寄希望于引进外资来促进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这在现象上类似于 “第二次开放改革”，亦即与 70 年代末期中央政府引进外资调整工业结构的情况雷同。那次的代价上文已经做了讨论，可以作为对当前形势分析的依据。

    如果我们愿意以这 50 年的经济发展为线索看下去，今后符合规律的趋势可谓 “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其一，资本相对过剩条件下的对外输出，与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结合。其二，以权利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内外融合。不过，如果真按照这种趋势发展，就需要有比国内农村更为广大的承受代价的载体。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