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这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接著，据说是华国峰同志在 1976 －77年领导了更大规模引进外资，那时提出的“上它一百多个大项目”， “上他几十个大庆”，被后来人批判为“洋跃进”！
那次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结果，是造成1978－79年在财政收入不过才千亿左右的条件下，连续出现每年 180－200 亿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国家在 1979 年第一次 “超发”了 400亿货币，这又使得城市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3 、危机压力下的“改革”
在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之下，中国从 1980 年开始，不得不在城市实行 “关停并转”，大批职工下岗。而在没有了毛泽东这个绝对权威的条件下，不仅不可能再通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向农村转嫁城市的就业压力，而且还得落实政策允许知识青年回城。当时大约4 千万青年待业，是造成社会性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接著就是针对性的两个“严打”运动。同时，中央政府在 1982 年终于同意在全国推行以农村大包干为代表的体制改革。
尽管80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危机成因与过去有本质上的差别，但50年代末期以来处理危机的做法及其作用，几乎演变成为习惯性的应对程序∶人们在 1989 年和 1997年感到“关停并转”又被重复使用之后，仍然以造成大规模社会性犯罪为直接后果，当然也逻辑性地导致 “严打”运动和政治趋紧。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代价。
可以说，中国50年来都是先开放，后改革。改革是开放派生的，其内容方向的不同，一般取决于政府向哪里开放。唯独 “农村改革”不同∶无论1950年土改、 1960年 “三自一包”、 1982 年 “大包干”，还是 1998 年的“落实30年延包”，都类似于历史上以 “均田免赋”为主要内容的让步政策。然后是小农经济和村社传统的恢复。由于这种向传统复归的“改革”与国家对外开放和复制翻版工业化导致的制度变迁不可能吻合，才使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更有历史意义上对立性。才使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承认，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三、第三次∶最近20年的对外开放，及其必然导致师法西方的体制改革最近20 年开放带动的改革成绩斐然，但实质上仍然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复制翻版”，只不过从师法苏俄改为师法欧美。
因此，学界才继续著毛泽东提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规律现象∶ 50 年代照搬苏俄者，党内专家也；异议者， “右派”也。 90 年代照搬欧美者，学术带头人也，异议者， “左派”也。在两个极端上跳舞的不良倾向，似乎永远是主流。难怪那些已经进步到“摸著石头过河”的政治家看不起我们的学者。在政治家眼里，无论当年的党内专家，还是当前的学术带头人，虽然唇枪舌剑水火不相容，但其实都还停留在 “邯郸学步”阶段。
1 、“奇迹”背后的三个不同
1978年以后的20年城市经济发展被世界称为“奇迹”，虽然基本上是依靠引进外资复制翻版工业化，但与前 2次的有所不同∶
其一，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基础。由于已经有了前 30 年中央政府集中全国资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已经初步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特征，有了进入市场开展交换的基础条件。
其二，利益主体形成。由于国家在 80 年代初经济危机之下实行了 “拨改贷”
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 “分级承包”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其三，启动了经济货币化。 1978 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约1 万亿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 221亿。在国家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职能，并因此造成长期赤字的压力下，
银行系统才对国营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 1000 多亿，而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约1 万亿。
到20年后的1998年， GDP 约10万亿，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万亿。前者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后者则是几何级数的。
经济货币化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是最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以此既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向社会转嫁亏损。最终形成1998年 M2 与 GDP高达 135％的比例（美国为67％）。
另一方面则出现各地竞相追逐外资以促进地方资源开发的高速增长，导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 1995 年就超过 45 ％，外资成为中国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来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动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让步。而同时，有些地方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已经造成了自己不可持续的后果，而且还试图向其他不发达地区转嫁。
2 、金融资本垄断形成，并且异化于产业资本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取消黄金本位的货币发行的基础，只能是政治强权。并且，货币不断超发必然导致金融资本的权利垄断。还由于 M2 高比例大于 GDP，金融资本不可能“分享社会平均利润”，于是，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必然 “异化”于产业资本，追逐自己独立于实物经济之外的超额垄断利益。
其后果是全社会的信用危机∶一方面生产领域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资本过剩、资本市场过度投机，中国也出现了经济的初步泡沫化现象。这也是社会收益分配向垄断部门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的主要解释之一。
[NextPage]
四、结语
中国50年中3 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复制翻版的工业化进程，最大的收益仍然是摆脱了百年 “挨打”的境地，在冷战和核讹诈时代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基本完整。因此可以认为， 50 年代建立的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服务于国防的 “公共品”，本质上不能用是否适应市场经济来衡量其成败。其本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也是主要承担国家财政和政策贷款投资的战略性大型经济开发项目，例如西部开发等。
同时也应该了解，我们3 次对外开放接受的，仍然是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两大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不断调整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这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情况雷同。对此，我曾经在国内外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各种讨论中提出过。一直就认为那次所谓“金融危机”其实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追随复制西方传统经济结构问题的外在表现。尽管我从来没想过要作经济预测。但确实在 1994 年就比较全面地提出过对金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