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3 、基本国情矛盾所派生的基本体制矛盾
直接的最大社会代价，就是造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那次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前提性制约是∶政府为了工业化必须、也只能从农业提取剩余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然而，在土改以后平均占用土地资源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高度分散、农户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随之抬高。
于是，国家在农村推进公社化，建立了历史上最完整的、能够下伸到传统村社并且控制农户的集权体制，随之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因为，苏联和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大批的农业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形成大都市，甚至造成
劳动力短缺。而在东方国家中，只有早期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日本，和纳入美国战略投资范围的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符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规律。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几乎都出现“拉美化”问题。而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50 年过去，新世纪开始， “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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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盘苏化”与中苏关系恶化
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不能再次被外部势力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必须保
持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在第一次脱离本土的、完全现代化的朝鲜战争的教训下，为了维持历经三代政府、打了 100多年、死了几千万人才初步得到的民族独立，也在
军队这个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连续两次全面“换装”的紧迫需求下，主动要求、全面接受了苏联援助的大工业产品和二手设备。只有完全依靠苏联提供的图纸、技术标准和管理方式，才能节省启动成本，降低中国进入工业化门槛。与此同时，也必须由苏联
科技和管理人员对我们的“进城农民工”和 “进城农民干”，实行 “手把手，传帮带”。 于是，就在这样完全复制翻版的国家工业经济基础上，也必然复制翻版了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
这就是 50 年代的“全盘苏化”。 我认为，没有这种“全盘苏化”，就没有中国的初步 “国家工业化”。 接著的问题是∶中国开始 “一五计划”、启动工业化的时候，苏联已经进行“六五计划”了，双方的差距是分别处在前、后工业化的两个历史阶段上。
苏联在完成国家工业化、形成大生产之后，产业门类齐全和专业分工必然要求大规模交换，因此，也必然全面调整在国家资本积累阶段发挥重大作用的斯大林主义政策，这是苏共20大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正在进行刚刚开始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尤其中国一五计划形成了大工业的初步生产能力、正在追求资本增密和技术升级的时候必然进一步加强集权体制，不可能随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调整自己刚刚照搬来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于是，发生中苏两党大论战，两国关系随之迅速恶化。
5 、自力更生与经济危机
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即受挫，不得不强调自力更生， “愤”发图强。其中就有如愤发地搞核武器、石油基地和大型
水利工程的伟大成绩。但是，如历史上秦、隋两朝，在烽火连天的同时大兴土木导致府库空虚、民不聊生，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当时政府财政确实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自身既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 1959－61年以 “3 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
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 千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然后，随农民悲剧式反抗而来的，是以 “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就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 “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
二、第二次“洋跃进”∶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
1 、引进欧、美、日石油化工和轻纺设备，调整重偏斜的工业结构虽然中国50 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初步形成了军事需求导向的国家工业。然而，这种对夕阳产业 “复制翻版”的重偏斜的工业，既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完成经济过程，也不可能象苏联和西方那样通过战后资本输出调节经济结构。因此，尽管中国整个60年代都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还经历著痛苦的经济政治调整，其间在 1967 －69年发动了第二次涉及约3 千万城里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重结构”问题的制约不可能根本解决。
当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再次根本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之后，毛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于 1972 年向西方打开国门，中国在作出调整周边关系的政治让步的条件下，终于有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改变经济结构的条件。当时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调整了重偏斜的工业结构，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大规模引进使中国农业由于1972-74 年化肥产量翻番而产量增加，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 “的确良”和洗衣粉。
70年代这次对外开放，与 50 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有当年苏联专家 “手把手、传帮带”，从而节省技术和管理成本的优惠。进而，中国人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还得转变过去照搬苏联的管理体制（乃至整个制度体系），才能适应现在照搬进来的西方生产线。这种制度改变，仍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表现。
2 、财政危机的再次发生和经济形势恶化
由于主要依靠引进项目调整工业结构，中国出现了与 “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 1974 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 100亿；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才 800 亿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随之1974年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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