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结束对中国出口的各种岐视性政策。
b.立即清理有关贸易、投资、开业的法律、条例，凡与世贸组织的规定不一致的，一律予以废除或修订。
c.立即培养精通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官和律师，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d.各行各业在向国际开放之前，首先应该向国内经营者开放，对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应该一视同仁。应该意识到，今后在世界舞台上，民营企业反而不容易受到岐视。
e.建立专门机构，跟踪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基础数据和各种投资、贸易条例，既可避免触犯他们的各种条例、规定，在发生经济纠纷的时候，也可作为保护本国企业权益的依据。这项工作，民间很难进行，非要中央和各级政府资助才可。
f.对明显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补助，例如出口退税，对国营企业低息贷款，对某些产品的生产补贴等，应尽快废除。不然容易引起贸易纠纷。把补助转移到基础研究，基础设施，贫困地区和需要调整的产业等方面去。
g.加速完善全国性
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救济体系，建立全国性和地区性再
就业信息中心和培训中心，帮助夕阳产业的职工尽快接受培训，尽早重新就业，以减少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
h.在民众中普及有关世贸组织及其各项规定的知识，培养公民和企业尊法守法的习惯，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
V.对经济全球化中国不能再置身局外
中美今后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将被置于世贸组织的框架中。所以，中国对世贸组织各项规则的履行力度，将深刻影响中美的经济关系。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美国作出大幅让步，以后又要受到世贸组织的许多约束，人们难免要问这样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前进的今天，中国应寻找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才能最快地实现国家的富强？除非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对早期经济全球化的经验教训，对作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保障的世贸组织的来龙去脉及其合理内核，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否则难以理解为什麽中国一定要加入到世贸组织中去的问题，也难以理解中美的经济关系为什麽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履行对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
1. 经济全球化有深厚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全球化有其经济学上的内在合理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证明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两大理由之上的自由贸易能极大地促进各国的生产效率和世界的总产出。象一国之内进行
劳动分工会大大促进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福利一样，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同样会大大提高整个世界的福利，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第二条理由，即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同样会促进世界整体的生产力和福利。这是因为现在很多产品已变得非常复杂，往往由几百种、乃至上千种零部件组成。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即随着产量的扩大，零部件和成品的平均成本递减，那麽最好的安排是各国集中生产自己力所能及的几个零部件，再运到一处总装。由于每个国家都以整个世界为市场，产量可以很大，因而平均成本可以降得很低。由于集装箱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已大幅减少。加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传递用于协调和管理世界各地生产的信息及其处理成本大幅下降，组织国际分工的成本急剧减低。所以各国会有强大的动力，参加这种国际分工。而且，参加的国家越多，平均成本可以降得越低,因为它们的产品可以面对更大的市场。[xvii]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国家必定只能以本国为市场，各种产品的产量不可能很大，因而平均成本必然很高，根本无法同参加国际分工的国家相竞争。加上各国日益意识到，世界虽然人为地分成许多政治单位，从生态，环保、资源、和人文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国必需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共享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防止全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2. 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的曲折
经济全球化并不始于今日。自古以来各国之间便有互通有无的贸易。15世纪以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西欧国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但发现了通往旧大陆的新航线，更发现了通往新大陆的新航线。它们对各国的诉求一开始往往局限于从当地的执政者那里获得自由贸易的许可，包括在当地居住，和当地居民正常交往，从事生产、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权利。[xviii]民族之间的这种互动有其必然性和历史的进步性。这是因为当时的先进国家提倡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客观上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当时世界其余地区对先进国家的诉求的互利性并无共识。各国间也尚未建立普世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用于仲裁、处理各类争端。连中国这样在当时来说还不算落后的国家，都对先进国家的诉求简单拒绝，并退而采取闭关自守的国策。例如在明、清两朝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其国土的最南端的广州从事贸易。即使在广州，中国政府也只允许他们住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而不得与中国居民混杂。中国政府当时自认为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无求于人。允许外商居于广州的一隅，已是对外商的大大开恩。[xix]但是将外商圈于一隅的做法，在外商看来，显然不是自由贸易的正常做法，因为外商无从接触广大民众，促销自己的产品。当时外商尽管受到岐视，因为对中国的商品情有独钟，仍然大量采购，造成单向性贸易赤字，外国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几乎使世界的货币流通体系崩溃。[xx]无怪乎外商对贸易赤字的与日俱增要耿耿于怀，非要挽回局面。后来英、法等国进行的肮脏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自然是对此的反弹。尽管道义上应对贩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劣行予以谴责，但中国作为战败国已大吃其亏。其后的一百多年因为落后，处处被动挨打。今天看来，英法当年一开始关于自由贸易的诉求并不过分，实际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对此，中国当时的执政者视而不见，一味抵制，实在是十分不智的。
如果说象中国这样的有几千年文明和法律传统的国家，当年都无法接受先进国家自由贸易的诉求，处于野蛮或半野蛮状态的民族或部落对这种诉求更缺乏理解的能力和合作的文明基础。外商和这些民族打交道，往往缺乏人身安全，更不要指望对自己的日常经济活动和契约的执行提供法律保障。当年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地区，不是缺乏稳定的政权维持社会秩序，便是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部落之间的偷袭、掠夺，绑架、转卖为奴，或在公海上明火执仗的海盗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事。[xxi]欧洲的先进国家若不首先在当地建立秩序和法律，便无从和这些地区作经济、贸易的往来，更无法从当地获得生产所需的某些资源和产品。这些欧洲国家先后走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它们所犯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错误，受制于所处的历史条件。而且，这类错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曾经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在历史上多少都犯过。[xxii]以当时人们的觉悟，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样作的危害性和非正义性。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当年一些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也大大推动了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客观上，他们将发展生产所要的资源和产品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满足了生产力扩张和科技进步的需要。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发达国家所犯的历史错误，而不提他们同时也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科学、文化、教育、法律等文明要素传播到这些地区。它们客观上起了推动生产力前进的作用，特别是推动了本国生产力的前进。今天，我们只能遗憾地说，历史选择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丑陋形式，强制性地将反对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纳入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但也使世界迎来了以英国为主导的百年和平，并使19世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高潮，人类的文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正当世界经济走向融合之时，中国的执政者鼠目寸光，奉行了一条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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