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说明：本文改写自福柯1978年2月1日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课程（是该年度的课程“安全、领土和人口”的第4讲，该年度课程的摘要参见本书第4卷第10部分的相关内容）。本文最初的文本是由Pasquale Pasquino录制并编辑，翻译成意大利文，发表于Aut Aut，167-168，1978年11月-12月号。中文翻译时参考了从意大利文本转译的英文本和《说与写》中的法文本。相比来说，两个文本在段落划分上有一些差别，中文本从法文本；在字句上，两个文本之间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这些我们尽可能根据上下文，将最全面的论述保留下来；此外，法文本的注释较全面，中文本参考了法文本的做法。
在上一次关于“安全配置”（apparatuses of security）的讲座中，我试图说明一系列人口特有的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如果我们进行更密切的审视，就会发现也有必要考虑治理（government）的问题。总之，需要分析安全、人口、治理这一系列问题。现在我想就试着开列一份治理问题的清单。
在整个中世纪和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我们发现大量以“给君主（prince）的忠告”为名涌现出来的著述，这些著述涉及君主如何恰当地行为行为，行使权力，确保能够获得臣民的接受和尊敬，对上帝的爱和服从，适用神法于人世（cities of men）等等。但是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一系列具有显著特点的政治著述发展并盛行起来，这些著述不再是“对君主的忠告”，也不再是关于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论著，而是关于“治理的艺术”（art of government）的著作。在我看来，在16世纪，治理作为一个普遍性问题爆发出来，在探讨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时都会提到治理问题。比如自我治理的问题，这种个人行为举止的仪式化是16世纪斯多葛复兴的特征。还有灵魂和生命的治理问题，这是天主教和新教的牧领学说（pastoral doctrine）的整个主题。对儿童的管理和教学法（pedagogy）的庞大问题域也是在16世纪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或许最后一个被提起的，才是君主对国家的治理。如何治理自我，如何接受治理，如何治理他人，人民会接受谁的治理，如何成为最好的治理者-所有这些问题，在其多样性（multiplicity）和深度（intensity）上，在我看来都是16世纪所特有的；概括地说，16世纪正处在两个过程的十字路口：一个是打碎封建制的结构，从而建立巨大的领土意义上、管理意义上、殖民意义上的国家；而另一个过程则是随着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掀起的完全不同运动，这一运动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要获得永恒的拯救，如何必须在此世（this earth）得到精神上的统治和引导。
这就存在了一个双重的运动，一面是国家的集权化，一面是分散（dispersion）和宗教的异议运动：我相信，正是在这两个潮流的交汇点，这些问题才特别尖锐地提了出来：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治理的问题域（problematic）出现了。
在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的所有这些数目巨大、主题单一的关于治理的文献中，除了待会儿要指出的一些转变外，我还要强调几点，这几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治理、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治理的政治形式的实际定义有关。最简单的做法，是把所有这些文献与一个单独的文本做比较。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个文本历来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靶子，遭到或明或暗的反对和异议，而且与它相关，全部关于治理的文献才确定了它们的立足点：这个文本就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1]对这个文本与所有那些承继它、批评它、反驳它的著作的关系来个顺藤摸瓜，将是非常有意思的。
首先我们要记住，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并非一面世就成为咒骂的对象；恰恰相反，这本书受到了同代和紧跟着的那代人的嘉许，18世纪末（或不如说19世纪一开始），在所有这些关于治理艺术的文献行将终结的时候，它也受到了嘉许。《君主论》在19世纪初重新盛行，特别是在德国，有一批作家像雷贝格（A. W. Rehberg）[2]、列奥（H. Leo）[3]、兰克（L. Ranke）[4]、柯勒曼（Kellerman）对之进行翻译、作序并评论；在意大利，它也很受关注。这次它出现的背景颇值得分析，这个背景部分是由拿破仑缔造的，部分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引发的问题创造的，这个背景就是如何并且在何种情况下统治者才能维持国家的主权；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伴随克劳塞维茨，出现了政治（politics）和策略（strategy）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政治重要性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显而易见），实力关系（relation of force）以及对这些关系的计算（它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项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和理性化的原则）问题；最后，《君主论》还和意大利、德国的领土统一问题联系起来，因为马基雅维里还是试图确定意大利领土重新统一条件的那些人之一。
这就是马基雅维里重新出现在19世纪的争论中的背景。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在16世纪赋予马基雅维里的最初荣誉和19世纪伊始对他的重新发现之间，有一长串反对马基雅维里的文献。这些文献很快获得了一种明确的形式：有一系列的书，一般来说，出于其他理由，有来自天主教的，经常甚至有来自耶酥会的攻击。比如说有，波利蒂（D‘Ambrogio Politi）的文本，《对一本基督徒应该厌恶的书的讨论》[5]；还有一位姓和名都起得有些倒霉的作者，让蒂耶（Innocent Gentillet）写了一本著作，属于最早攻击马基雅维里之列，《论如何成为好的治理者：反马基雅维里》[6]；人们可以发现，不久在明确反对马基雅维里的文献中又添上了腓特烈二世在1740年撰写的文本。[7]但还有一些态度不太明确的文献，有些抄袭了马基雅维里的立场，有些则含蓄地加以批评，比如说埃利奥特1580年出版的《治理者》[8]，还有帕鲁塔（P. Paruta）的《完美的政治生活》[9]，也许在最初的作品中，还应该算上佩里埃（G. de La Perrière）在1567年出版的《政治之镜》[10]，不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