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易文秘资源网　佚名　2006-3-13 7:55:00　我要投稿　

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主流话语中似乎没有留下太明显的痕迹。尽管知识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做了一些工作，但社会记忆基本上是一个被解释变量，而没有成为社会学理论和

三、记忆的过程：认同与争论、延展性和持续性
　　如果把记忆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把过去带到现在的不变的导管和容器，那么记忆怎样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运作，就不可避免的包含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权力、分层、争论（contestation）等。
　　艾里克森（Erikson E.）把认同概念引入到心理发展过程，开始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近来出现了认同的叙事转向，把认同看成是在叙事形式上正在进行的建构的过程，在叙事这个概念下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是不可分离的，认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它是一项事业和实践，而不是道具。认同向社会水平的扩展，直接导致了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占有的一致性。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72）指出定位自身所处的群体其实也是定位这个群体的过去。泽如巴维尔（Zerubavel，1996）［5］讨论了从记忆社会化到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他指出我们所记住的更多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经历的，而实际上是关于社会预先假定我们在群体和共同体中的应该具有的处事能力的记忆，这就是“社会自传学的记忆”（“sociobiographical memory”）机制。应该指出，他的这一概念明显带有“知识库存”的色彩。 
　　世代（generations）及其所分享的记忆是分析个人和集体认同的交叉点的中心概念。曼海姆（Mannheim’K 1952，1928）首次讨论了社会和政治事件通过对一代人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影响形塑了这个世代。他的理论讨论了世代和社会记忆的关系。施瓦兹对这种观点有所保留，他指出，集体记忆往往不是过去经验的反映，而是具有定位功能，集体记忆“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盏灯，是社会的一个原型也是为社会的一个原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认同才可能通过多样的纪念场所、实践和外形来确立和维持，比如服装、话语、庆典等。同时，国家认同不但是可以利用的，而且也是国家致力于占有和压制其他认同话语的霸权力量。个人的、地方性的、地区的历史的不同的编年方式被整合进单一的国家的编年方式，同时不同的认同和叙事之间也是竞争的，文化记忆是一个文化协商的或妥协的领域，不同的故事都想在历史中争得一席之地。人们为捍卫他们的故事而斗争，因此争论也是记忆和认同的中心。匹克威茨（Pickowicz Paul G.1994）在《中国革命和集体化的记忆》中通过对一个华北农村知识分子的回忆录的分析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福柯（Foucault）［6］指出，既然记忆在竞争中是如此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为了挑战民族国家对历史编篡的学科权力，福柯采用了“反记忆”的概念，指那些不同于统治话语和经常挑战统治话语的记忆。因此，获得记忆的一致性是很难的，它要超越无穷的差异，并被差异所建构。为了获得对记忆的解释的支配地位的斗争，源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相互影响和冲突。它是很多人付出了很大努力后的一个产品。而群体可以使用过去的形象和与历史做斗争作为手段确立其权力，但同时也可能失去其权力，在这一点上，坎斯特纳（Kansteiner W.，2002）做了很好的工作，他认为我们应该把大部分失败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区别开来（详见下文讨论）。
　　既然过去的形象是竞争的产品，因此过去是现在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有延展性的。在延展性和持续性这个维度中，我们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是表意主义（presentism），即过去的形象是随着时间改变的，群体利用过去为现在的目的服务，过去也成为群体表述利益的有用的资源。但是，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在《社会学导论》的第三章《题外话：选择和传记》［7］中指出，“当前被我们忽视的这些东西在有人向我们指出来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意识，……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存在……我们决定忽略的过去的事情对我们彻底消灭无记忆将是更多的无助”，比如在庭审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过去是有延展性的”。因而表意主义是有问题的，一些学者开始强调过去的延展性。舒森（Schudson，1989，1992）指出，过去在一些方面、一些条件下可以高度抵制人们的改变，他分析了三个事实上的限制：1、可利用的过去的结构只在一些方面在当前呈现出来，其他的方面超过了我们知觉的范围。2、个人选择的结构使得一些往事对一些人是不可避免的，对另一些人又是不可能的面对的。3、过去社会冲突的结构意味着我们不能决定哪些是应该记住的，哪些是应该遗忘的。施瓦兹（1991，1996）讨论了延展性的文化特征，他指出一定的过去，虽然有时候是延展性的，但有时候却非常持久稳固，不随时间改变。
　　与表意主义和文化特性相比，另一个持续性和延展性的概念是“惯性”（inertial）。这里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述康纳顿 （1989）和布迪厄，前者关注了记忆与身体实践的结合关系，后者讨论了身体记忆的问题。
四、声誉和知识（reputations & Knowledge）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杰弗里和罗宾斯（Olick，Jeffrey K. & Robbins， Joyce.，1998）指出声誉研究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都关注了记忆的动力学和静力学过程。声誉与个人生活的成功的关系是松散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而是社会因素在个人的声誉上扮演了保护和维持的重要角色。他们指出，包括朗氏（Lang & Lang，1988）［8］和泰勒（Taylor，1996）［9］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聚焦于对声誉动力过程的四种基本因素的说明，第一，主人公在其传记的表述中所应用的个人策略和政治手腕能够控制其形象的形成，这些策略包括隔离、自传、粉饰和伪造与赞助人的关系。第二，特定的声誉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比如诺拉（Nora）对贝多芬的研究表明，贝多芬之所以能够从别人对他的尊敬和钦佩中受益，贵族音乐的公共场所在关于他才能的叙事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第三，文化因素对声誉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文化因素区别于个人才能，某些偶然因素和意外事件有时会极大的推进个人的声誉，比如意识形态对艺术家艺术生命的影响；另一种方式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家关注于品位的建构特性，声誉依赖于获得声望的斗争和所采取的文化立场。第四，关注声誉怎样对广阔的叙事和文化形式作出回应。声誉理论家认为我们过于夸大了它们的优缺点。施瓦兹（1991，1996a）的研究分析了林肯的形象怎样从平易近人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威严形象，同时，他也指出，尽管华盛顿的形象保持了其核心的连续性，但是他的声誉的延展性却是和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需求紧密相连的。 
　　杰弗里和罗宾斯（1998）还分析了另一个研究记忆的动力学——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他们指出，既然调查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反映出为什么特定类型的知识被记住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极大关注的就是忘却问题。库恩［10］（Kuhn M.）认为知识的记忆和忘却依赖于范式的规定，常规科学不断地累积范式，而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能比较的。甘斯（Gans，1992）和索罗金（Sorokin，1956）［11］都指出范式的知识也不是累积的，年轻的研究者会重复早期的实践者的发现，Gans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学的健忘症”（sociological amnesia），他把它归因于制度的因素，包括学术奖励的结构、科学研究过程的神话和对科学中无意识的剽窃的惩罚的缺乏。默顿（Merton R.，1985，1965）［12］讨论了科学家是怎样倾向于忘却他们的思想来源的过程。一些研究还分析了声誉和范式转变的关系和紧密程度，利文（Levine，1995）［13］，指出学科有其自身的集体记忆并维持其认同，尽管范式发生了转变，但理论留下了认知的内核，成为“保留节目”而获得了持久地位。泰勒 （1996）［14］， 指出，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某种思想被强权群体所宣传，从而也比其他的更容易被大众记住。
　　应该说，杰弗里和罗宾斯对社会记忆理论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但是其评述后现代的色彩过于浓厚，比如对解构的强调等。与这两个人不同，坎斯特纳（2002）似乎更强调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协商、共谋和建构过程。在《在记忆中寻找意义：集体记忆研究方法批评》一文中坎斯特纳指出人文学科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要归功于文化历史的复兴，但是在集体记忆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概念和方法上的推进。大部分集体记忆的研究关注于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媒体的情境下特定或细节事件的表述，而没有能够对“尚处在争论中的表述”的受众（观众）有所反映。因此，大量的看待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文化的视角不能最终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和他们的历史意识联系起来。这种方法论上的问题由于心理学上的隐喻和神经学上术语的使用而不断加深，这一做法把集体记忆的社会动力机制（动力学）看成是个人的、自传的记忆的扩展和结果，这显然是误导。而通过把表述的特定策略情境化（置于社会背景中），把表述的事实和接受的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方法的缺点。作者主张，集体记忆的历史应该看做一个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考虑到文化传统的持续性、记忆生产者的灵活性和记忆消费者（受众）的破坏性（颠覆性）。这三个历史主体的协商或妥协，建立了在记忆政治的竞争场域的游戏规则，对这些协商和妥协过程的关注，使我们可以把大部分失败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区别开来［15］。为此目的，集体记忆研究应该采用交流沟通和媒体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媒体的受众，并使用从编史学到后结构主义［16］的各种解释工具。作者认为，从集体记忆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两个传统在分析历史文化上是紧密相关的和互利互惠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实际上有关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妥协竞争和媒体研究的问题，在文学和影视界已经有过研究，陈晓云（2000）在《革命记忆与爱情呈现——论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指出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不同呈现，是主流意识形态、导演创作观念与观众接受心理“共谋”的产物。
　　以上关于社会记忆理论和方法的回顾，基本上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记忆实证研究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实践，这可以透过对记忆的政治、战争记忆、国家认同、暴力等主题的分析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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