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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
作者:朱谦之  
 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

基本信息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7010032556
·条码:9787010032559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内容简介
本书与《日本的朱子学》是姊妹篇,同为朱谦之先生在五六十年代所写的关于日本哲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代表著作。本书作者从儒学入手,将作为日本私学而与当时日本官学朱子学对立的日本古学及阳明学,置于日本儒学发展的整体视野,在充分把握第一手典籍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日本左学派和阳明学代表人物思想的梳理、介绍,来系统考察宋学对日本思想、特别是对近世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从而较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古学派和阳明学派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
本书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日本哲学的典范,出版之后即受到日常学者的高度评价,很多章节都被译成日文。

作者简介
朱谦之(1899——1972)先生做人的最在特点是为人正直,胸襟坦白,待人诚悬,他一生中同许多名人有过交往,其中既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社会名流,还有著名学者,以及后来倒了毒运的人,但他却淡泊于名利,宁静而致远,一心做学问,从不附炎趋势。1948年蒋介石到广州,接见中山大学教授,他不参加。有的朋友曾经受过他的恩惠,发迹以后,他不再与其来往,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人格尊严。在他的朋友中,与他一直交往不断,友谊长达半个世纪的是至交梁漱溟先生,既使梁先生坎坷,他也不歧视,仍然与其往来,谈学论道,相互交心。朱先生逝世后,梁漱溟先生在日记中作了追思,感受跃于纸,哀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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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日本哲学从7世纪中叶大化革新以后,明治维新以前,其所传播中国哲学的各学派,基本上是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但其中也包含着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日本哲学是日本一定物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有它独特的前后相承的发展规律,但亦同时通过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内部的各种阶级斗争而接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尤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对于日本哲学发生特殊的作用。中国哲学是怎样传到日本的呢?约言之,可分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2世纪镰仓时代至16世纪中叶室町时代,当时武士以好禅僧而并接受禅与宋儒的思想。镰仓时代乃是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此时统治者需要带有封建性的宗教哲学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对于不立文字直指单传的禅学,尤为欢迎。禅宗直截简明,颇和武士的性格相合,武士驰驱于矢石之中,于生死不能无念;禅僧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教,提供武士以信佛即可得救的虚伪观点。禅和武士道相联系,武士欢迎禅,也就并欢迎宋学,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时期是十七、八世纪德川时代,这时是日本封建社会的再编组,旧的庄园制度的土地所有关系崩溃了,统一的“幕藩制度”由封建统治者的实力建立起来;这时代的特征,是以最大的封建领主即幕府为中心,重新编组,各“大名”(诸侯)领地,以及微末的天皇、公卿领地,全部的管辖权则属于江户幕府。因为这时君临全国的是德川氏的“大君”,所以叫做“德川时代”。幕府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组织,一个军事专制的帝国,就需要在相应的经济关系之上,另有一种统治的力量,这就是适应封建剥削社会要求的武力和文化。当时享有特权的最高等级的封建贵族和武士贵族代表着武力,而极盛的朱子学则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制度的文化力量。中国传来的儒教,尤其是朱子学说,成为官学。其后跟着有古学和阳明学的发展,成为私学和官学对立。但无论官学或私学,基本上都是站在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立场。官学是为幕府服务,私学则常为微末的天皇或公卿服务。统计德川时代日本哲学发展的历史情况,可分为三个时期,即:
第一期,庆长八年——享保二十年(1603—1735;明万历
三十一年——清雍正十三年);
(家康、家光、家纲、纲吉、家宣、家继、吉宗)
第二期,元文元年——天明八年(1736---1788;清乾隆一
年——乾隆五十三年);
(吉宗、家重、家治)
第三期,宽政元年——明治元年(1789---1868;乾隆五十
四年——同治七年)。
(家齐、家庆、家定、家茂、庆喜)
在这里第一期是朱子学勃兴时代,第二期是古学隆盛时代,第三期是阳明学和朱子学对立时代。但即在朱子学之中,到了后来也有转变,如与阳明学发达的同时,有大阪的朱子学派,即成为“町人”之学。又独立诸学派也在幕末时代从儒学里翻身出来,不但发展了在日本起过重大影响的中国哲学优良传统,而且接受了兰学;在捍卫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方面,给明治维新作了准备。
……

目录

前言
本论一 日本古学派之哲学
第一章 古学派在日本哲学中的位置
第二章 古学派的先导者——山鹿素行
第三章 崛川学派(古义学派)
第四章 萱园学派(古文辞学派)
……

文摘
书摘
因为性与教“两者犹车之有两轮,相须而不可相无,然性本相近,而教之功为大矣。南山之竹,不揉自植,性之善也;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则其人之深也,教之功也。若不羽不镞,则一片竹条耳,何所成用?其百发百中,善射隼于高墉之上者,皆羽而镞之之功也。此《论语》之所以专以教为主,而《孟子》发扩充之说也”。所谓“知性而不知教,则陷于虚静,佛老之道是也;知教而不知性,则泛滥无统,荀子之学是也”。因此仁斋于性、道、教三者并重,而先讲道,次言教,再次言性。道者本来自有之物,不待有人与无人,性则天之赋予于我,必须有我而后有性可言。仁斋的社会哲学以人性为基础,即从个人的自我出发,从此火燃泉达,扩充以成仁义礼智之德,以求达到最高的王道境界,这就是仁斋的理想社会。
仁斋批判宋儒的人性论,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宋儒名为尽性,实未知性。宋儒说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故以性为学问的全体,名圣人之学为性学,其实和禅宗之名为性宗无异。“孟子虽似乎专言性,然以仁义为本,而专以性善明之,其意以为性善故能居仁由义,若使人如犬马之性焉,则决不能居仁由义,其所说扩充存养之功即教也。宋儒见尽性二字,便以为尽性之外别无学问,殊不知尽己之性,固无出己之性外,及乎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焉,则不可谓之尽己之性,性非学问之功何?”仁斋所谓性,是人在万物之中最灵而异于万物之性,是活物不是死物,所以尽性要有一段扩充存养的功夫。
第二,宋儒以性为理,其所谓性善,毕竟落于无善无不善之说。伊川说:“性即理也”,朱熹《集注》云:“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即性即理也之谓也。”仁斋批判他们“夫有迹之可见而后谓之善,若未有迹之可见焉,则将指何者为善,既不有恶之可见,则又无善之可见,故虽曰浑然至善,然实空名而已”。而且“谓性之善,在于未始有善恶之先,则是求吾身于父母未生之前也,最非儒者之理”。
第三,宋儒有复性复初之说。“《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晦庵取之以为《诗传序》起头,以为真合于圣人之理,而不知本出于老子之书,而与圣人之道实天渊南北矣。……先儒用复性复初等语,亦皆出于庄子。盖老子之意,以谓万物皆生于无,故人之性也,其初真而静,形既生矣,而欲动情胜,众恶交攻,故其道专主灭欲以复性,此复性复初等语所由而起也。儒者之学则不然,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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